侨批档案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挑战
陈春声
摘要：侨批档案的发现和利用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贡献良多。但发展与挑战共存，侨批档案的利用同时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提出了三大挑战：其一是如何从民间历史文献学角度去解读和理解侨批；其二是如何有意义地叙述普通人的生活；其三是侨批研究如何回应历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在制度史研究上有何贡献。
关键词：挑战；侨批档案；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
各位同行、各位来宾：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研讨会”。
对于我们很多潮汕人来说，侨批是小时候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实一直到1968年、1969年，我都生活在外婆家。那时候外婆的弟弟，按潮汕人的说法，也就是我的老舅，是在柬埔寨的，每年会不时寄来番批，所以说这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是小时候日常生活的记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是文献，是珍贵的史料。
后来因为在大学读书，研究历史，做地方社会史，首先是注意到许多民间收藏家、集邮家收藏的侨批文献，也了解到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对侨批文献进行了收藏、整理和展出。我真正注意到侨批文献，就是在它们进入公藏机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之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一举措，为侨批的查阅、复制和利用带来了便利，而我也在这时候开始从事侨批的研究。
侨批的发现，其实不能说是发现，因为一直有人在做，但是这样大规模地被注意，被收集、整理和研究，肯定是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历史学材料发现的一个重要事件。我们知道，历史学的发展非常依赖新材料的发现。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敦煌文书。著名学者陈寅恪教授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阐述了史料与学术的关系，他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就是说，对文史研究而言，学术发展的潮流，要依赖新材料的发现，要用新材料去研究新的问题。材料和问题是不可分开的，你懂得用新材料去研究新问题，你的学术就有进步，就跟得上学术的潮流；如果不能用新材料去研究新问题，你就跟不上学术的潮流，就变成“未入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我们知道，利用侨批这些非常重要的新文献，可以做很多的研究，刚才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罗仰鹏先生在他的讲话里提到我们要从多学科来研究侨批，包括华侨华人史、海外交通史、邮政史和金融货币史。还有泰国许茂春先生讲到的，用侨批来做文化史研究，等等，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贡献，也有很多新的问题被提出来，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这些年重点是做中国区域社会史，特别是做华南地区的区域社会史。所以一直被侨批档案材料所困扰。问题在于，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去看，侨批档案的发现及利用会给中国区域史研究提供哪些贡献？当然，贡献的前提是会给我们制造困难和挑战，而这些都是令人很困惑的问题。
我想把这些年来感到为难的三个问题跟大家报告，这里有很多年轻的学者，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因为学术是在接受挑战中发展的。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从民间历史文献学角度去解读和理解侨批。刚才罗仰鹏先生在讲话中提到，要用新的方法，即历史文献学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去做侨批研究。提到民间文献学，这是这些年来，做中国区域社会史的学者很重视的问题。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学传统，我们懂得古籍的校勘、辑疑、比对、训诂，这整套的方法，是在中国传统的学问里发展起来的。其实在海外有非常古典的汉学，西方的传教士、旅行家到中国来，16～17世纪，他们开始来到中国，他们发展起一套很经典的翻译西方文字的方法。其实这样的传统的文献学办法，在解读四书五经、正史、政书，甚至笔记、小说等传统的、大家使用较多的材料的时候，它是有效的。但是，要如何用一套文献学的办法，去解读书信（比如侨批）和土地契约，去解读族谱和碑刻（碑刻好一点，原来的方法好用），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民间历史文献？那套方法不太容易使用，所以我们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尽管接受了古代汉语和历史文献学的训练，但还是读不懂侨批。这是一个令人很困扰的问题。
我们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擅长处理的是有意识的材料，所谓有意识的材料指的是，作者在写这个史料的时候，他已经想过这样的材料是准备给后人读的，给他人读的，起码是要传下去的。但是我们的侨批、契约，许多材料是无意识的材料，他写的时候没准备给别人看的。比方说，我给太太写一封信，给孩子写一封信，并没有准备100年后、200年后，有一些历史学家拿着我的书信做研究，然后里面大量地讲家庭内部的生活琐事，这些琐事的背景我太太是知道的，所以不需要交代。但是我用的方言土语，甚至里面有很多隐喻，很多是只有地方上或者社区里或者家庭内部才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去解读，去看，去引用一段文字来分析时，我们其实并不太明白文中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罗仰鹏先生早上讲到的民间历史文献学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个说法。怎么样发展出一套可以去解读中国民间文献的方法，然后用这套方法去培训我们的学生，这个是基础。如果我们的文献没有读对、读不懂，或者没有系统地读的话，其实我们建立在这样的解读基础上的整个历史的解释，可能都会有问题，这是困扰我们很多年的问题，也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有意义地叙述普通人的生活。在大陆我一般在做行政，但是有机会到境外去，我会很认真地读一些文献，2000年在牛津大学待过几个月，主要时间是读侨批；2012年在台湾成功大学，我住了一个月，也只是在读侨批。然后我们花很多时间，把不同的侨批里面的记载，进行比对，努力再还原一个家庭、一个村落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可以描述出很多细节。我们可以读故事了，花很多工夫可以讲故事了。问题是我们是做历史研究的人，我们问的是这个故事背后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没有好的问题，就没有意义，这是陈寅恪先生教我们的。可是，侨批里讲的不是大人物，如果它讲的是大人物，翁万达是大人物，他的事情跟大的历史背景有关。它讲陈慈黉，我也知道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也跟大的历史有关。但是如果它讲的是一个从来没有被历史学家所注意的家庭或者人物，甚至是一个女性、一个小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怎么会让我的同行，让各位历史学家觉得是有用的、有所启发的？这是叙述的问题，也是不容易解决的。
我们常常会进入生活的细节，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去描述很多很多的故事，家庭内部的关系，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没有更多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在委婉曲折讲完之后，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危机。通过复述内容的办法来讲来用这些侨批，是否就是一种好的侨批研究的历史叙述方式？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也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所以读了很多侨批，我始终写不出一篇我自己觉得像样的论文。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是云计算的时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侨批，除了去追述个人和家族生活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做大规模的统计。真的要超越要突破，可能我们要用很科学很理性的数据和统计的方法去处理。我跟研究生们讲，只有这样，我们的侨批研究才可能在学术上有大的贡献和突破。这是第二个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侨批研究如何回应历史学的核心问题，即在制度史的研究上有所贡献。做历史研究的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兴趣。但是做社会史的人，我们一直以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的研究成果发表后，能够引起其他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家的兴趣。因为制度史上的解释不单是制度的建立，还包括制度在地方的表达、普及跟推广，而在这些方面，你会有你的贡献。这是我一直坚定的信念。
我最后要讲的一点是，三十多年前我到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那时候中国历史学遇到的问题和现在刚好相反。三十多年前是一个以论代史的时代，我们的材料不容易找，比较贫乏，没有IT技术，没有数字技术，交通不便，经费缺乏。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好的图书馆，找到点好的资料的时候，我们会很兴奋，会把这些资料读得很细，然后加以理论思考。当然，这些理论的思考，受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能会有一点偏颇。三十多年后，这种局面完全变过来了。现在是一个资源非常多、史料大爆炸的时代，现在包括侨批在内的民间文献、地方文献大量地出版。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生，细心地去钻研文献，去读透一批材料的功夫下降了。我们开会很忙，交换很忙，交流很忙，谈话很忙，但是细心地在图书馆里面读书的时间少了。而且因为学术多元的发展，我们整个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里，对理论思考的力量减弱了，我们缺乏自己真正关心的核心问题。我们在读很多材料，讲很多故事，但是我们常常会迷失、忘记自己讲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什么。我还是觉得，我们一方面要潜心于史料的研究，要做很多具体的个案分析；另一方面，我们要超越史料去关注更大的学术发展，包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同时我们应该给自己保留更多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闲暇和空间。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原载《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4—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