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忘却的纪念
林华水
父亲离开我们至今已有一甲子。那是我们家最黑暗的日子——1958年2月13日，再过5天就是春节，那个春节也是我们家最凄切的一个春节。虽然我当时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但还是清楚的记得那天晚饭后，父亲照常和我们孩子们玩了一会儿老鹰捉小鸡的游戏，然后又伏案写论文去了，等我们半夜被人叫醒，家里已经天崩地裂。之后有好几年我一直觉得这不是真的，父亲应该是出差在外，过段时间就会回来。
当时全家人的照片
按现在的年龄划分法，还不足58岁的父亲应属年富力强的中年。而他的确也是身强力壮，家里原有的各种刀枪剑戟（已捐给厦大），他样样精通，一有时间就在屋外空地练几路拳脚，舞几套刀剑棍棒。怕我们使真家伙太重，他还特地制作几把木头刀剑。在他带领下，孩子们也能耍出点模样。我还记得有一天从同文路的家去厦大路上发生的事。当时他推自行车，妹妹坐在车前杠我坐在后座。经过厦门港时，突然从小巷里冲出一胖大疯子，一拳照父亲头上劈来，父亲腾出左手接住再一发力，那人被弹出好远并滚落在地，围观的路人纷纷赞叹：“这位先生好生了得。”现在高血压已经不算什么大病，可叹的是60年前还没有现在的各种特效药。他为了筹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事无巨细都要他定夺，甚至为经费(办馆经费仅区区每月70元人民币一直没变。怪不得父亲总是拿家里的钱购买文物，为了省钱出差总是住胡同小旅社甚至住澡堂)、为馆舍面积等办馆条件的改善常要同学校有关部门争执，晚上又总是笔耕不辍。终因血压过高脑溢血逝世。父亲一生传奇，历经磨难，不料竟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没有迈过“高血压”此一难，让我等如今都已年高的子女“不知涕之何从也”。
1956年厦大校运动会，父亲在演武运动场表演双刀。
父亲在办公室工作。背后是徐悲鸿先生书赠的大字。
父亲在厦大建校头一年（1921年）考入厦大，先在预科读一年，1926年毕业于社会学系，在厦大预科任教一近年后，赴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师从美国人类学家拜耳（Henry Otley Beyer）教授，1928年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任南京的大学院（当时教育部的改称）特约著作员，不久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1931年回母校厦门大学任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后兼系主任。1929年及1935年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到日本占领的台湾进行高山族民族调查。抗战时期避难南洋十年，于1947年秋重返厦大继续任历史系教授，1953年创办厦大人类博物馆，任馆长，后又兼任南洋研究所副所长。
厦门大学毕业证书。
近年，时常有媒体提及父亲的事迹。
厦门日报的2011年《林惠祥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专栏(部分)。
厦门鹭风报的专栏(部分)。
原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先生在《林惠祥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林惠祥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博物馆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厦大培养的杰出人才代表。他一生献身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不仅为学术界留下了18部学术专著和大量的学术论文，而且还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他仰慕校主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的精神，倾资办馆，将个人含辛茹苦采集、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物、标本和图书字画全部尤偿捐献给国家，为创建新中国第一家专业的人类学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以校为家的人，为厦门大学人类学学科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林惠祥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还有他熠熠生辉的高尚人格。
作为子女，我们更知道父亲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以我的理解，父亲一生有四难，除上面提到的“高血压”病为第四难之外，还有以下三难：年轻时生活在日寇占领的台湾，因拒绝被强迫加入日籍而四处漂泊，此为第一难；抗战时期避难南洋生活无着穷困潦倒，此为第二难，也是前难的延续；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差点死于非命，此为第三难。
家传一本影集，是父亲亲手拍摄和整理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58年他逝世之前。这里看到的这两幅照片正是影集中的头两幅，前一幅是栋新加坡乡下称作“阿答屋”的茅屋，其中人物是我们一家（母亲抱着的是刚出生不久的我）。后一幅椰林杂草中赤膊荷锄的农民，那正是我父亲。照片下有父亲分别用红墨水的亲笔题注：“后港61∕2公里处柳园内的阿答屋，自1944至1947住此。”、“惠祥在同上屋旁空地开垦种植树薯、香蕉、蔬菜以供生活”。这些照片是回国前（1947年秋）父亲补拍的，它真实地记录了抗战时期我们家的生活状况。
新加坡乡下的家
在椰林中开荒种田的父亲
父亲祖上从泉州涉台，日本割据台湾后，强迫居民改隶日籍，但祖父一辈仍偷偷保留中国籍。父亲青年时代对日本人欺凌中国人极为反感，他拒绝隶日籍，而且放弃日本教师介绍、推荐到日本商会工作和到日本留学的机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厦大还未内迁长汀前，父亲时任厦大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曾向萨本栋校长征询学校是否有内迁计划，萨先生回答说没接到通知（后来厦大迁往长汀）。为了保护珍贵历史文物不致落入敌手，也因为曾有不隶日籍的情节，父亲毅然携带所有文物（二十多箱）举家避难南洋。刚开始，作为学者，父亲继续在南洋进行他的学术活动，如出席新加坡主办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在香港、马来西亚进行考古发掘、撰写多部专著和论文，并一度出任槟城华校钟灵中学校长，同时积极捐款筹赈，支援国内抗战。1939年，徐悲鸿先生在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捐款用于救助国内难民，父亲负责撰写宣传文字，二人结下友情、互赠诗画（1953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开馆，徐悲鸿先生还赠送了多幅字画，并题写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牌匾，部分字画现仍存于该馆）。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父亲失业，家庭生活陷入极端困境中。
当时，日本占领当局急需大批懂中、日、英语人才，一旦被发现而拒不为其所用，就会被视为反日而性命不保。日据军政部一调查室（实际上是特务组织）的一个日本民族学家慕名邀请他去工作；有个日本人办了个大农场，许予高薪要他去相助；日本人办 “兴亚学院” 的日本教官特地上门拜访，盛情邀请他到该学院任教。父亲均不为所动，他划定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为日本人服务就是当汉奸。父亲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日本占领当局的怀疑，曾派了两个华人便衣上门向他厉声质问为何不出来为当局做事。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在城内东躲西藏后，一家人终于迁到一个叫“后港”的城郊。
母亲告诉我一个细节，还住在城内时，正值日本人进攻新加坡，为了躲避轰炸，靠几个亲友在几个避难所（政府设立的）之间不停地转移这些沉重的文物，最后有人不干了，怒斥道：“到底是命重要还是文物重要？”父亲说：“文物比命还重要。”众人不予理睬，数度一哄而散。日寇攻入新加坡后，进行所谓“全城大甄别”，发现可疑的人立刻关押、枪杀。当日本宪兵搜查时，打开了几箱文物，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而父亲不动声色地坐于一箱装满武器的箱子上（其中有多件日本武士刀），幸而没有继续查下去而躲过一劫。因此可以想见，父亲绝对不可能因为饥饿，为了温饱而出售、变卖文物。曾有个欧洲学者想收购这些文物，自然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亲友中有人对父亲“身无分文”还“绝不出卖一件文物”的原则很不理解，以致闹翻了脸。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也为了将来文物回归祖国的那一天，父亲拿起锄头垦荒种地，生产自救。
事实证明父亲也是一个出色的农民。精心栽种的树薯当季就有收获，成为一家人的主食；房屋周围种了上百株香蕉以增加主食的品种（还没等到开花结果，日本投降后我们就回国了）；各种青菜、辣椒、丝瓜、苦瓜虽产量不高，加上采摘的各种野菜，勉强还能使餐桌上有些变化；学当地人采摘可用的草药、竹叶泡制凉茶以防中暑；没有肥皂，衣服用草木灰浸泡后再漂洗。父亲还四处收捡废旧工具，整修改造一番后摆地摊出售，赚到的小钱买回食盐、虾皮等调味料。为了省下火柴钱，用放大镜引火，好在新加坡气候大多艳阳高照。若遇连续阴雨天，就要事先用一装满椰棕的小铁罐，将余烬引在里面，只要不断添加椰棕就能保住火种，这招想必是考古学家的父亲从原始人那里学来的。食用油是从椰肉熬制的，椰林风过就有椰子落地。“五个椰子能熬出一罐油”，如今，高龄的母亲仍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当年熬油的“生产流程”每一个细节仍能向我娓娓道来。家里人口虽多，但最大的哥哥也才十岁，能帮上父亲忙的只有母亲。母亲总能够将难咽的野菜、树薯等做成一道道可口的饭菜，保证了父亲垦荒种地有充沛的体力，也保证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她无师自通的缝纫技艺，使一家人虽着旧衣，即使缀满补丁，在外人看来却整洁如新。如果没有母亲，我们一家人断断熬不过那段艰难岁月活到如今。母亲也最能体会父亲的艰辛。她告诉我，在椰林空地开荒有多么不容易，椰树地下盘根错节，坚硬无比。在南国的烈日下，父亲赤裸上身，下着短裤，从早到晚总是汗流浃背，手上常常是血泡压血泡。但这些对父亲来说不算什么，真正的磨难是精神上的。一旦有陌生人过访，父亲就很紧张，怀疑是日本特高课的人。后港海边有一桥，桥下漩涡翻卷，深不可测，父亲曾对母亲说，如果日寇不战败投降，“终有一天我会从这里跳下去”。对日寇，他抱定以死抗争的决心。
父亲1938年曾写过一首诗(見林惠祥诗集《天风海涛室漫稿》)：
重阳日延谦先生芷园雅集感赋
佳节重阳客里过，归途何处奈风波。
情牵老菊家园瘁，目断哀鸿故国多。
填海未穷精卫石，回天伫看鲁阳戈。
飘零幸预群贤末，暂扫牢愁且放歌。
多年后，父亲加注：“时厦门沦陷，予方逃亡南洋，故触处生悲，不知涕之何从也。徐悲鸿先生见之，赞“填海”一联为警句，为作大字。后经日寇时期，犹幸保存勿失。”
徐悲鸿先生书父亲诗句：填海未穷精卫石，回天佇看鲁阳戈。
父亲诗集《天风海涛室漫稿》。
终于等到了日寇投降的那一天，“漫卷诗书喜欲狂”，父亲马上积极准备回国。当时他应邀做陈嘉庚先生的秘书，帮助陈嘉庚先生完成了《南侨回忆录》、《大战与南侨》等书稿文字润色、整理、出版工作。1946年8月，陈嘉庚先生特将他1943年写的“避难爪哇时述志诗一首”用钢笔书赠父亲，诗中体现了“嫉恶如仇、大公无私、爱国爱乡”的“嘉庚精神”。1947年秋，父亲与陈嘉庚先生告别，同时推辞了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馆及当地几个企业家的聘用，毅然回国。为了省钱，乘坐货船在海上漂泊了11天。带回离开厦门时及南洋考古得到的所有文物图书，装了20多箱，全家人的行李仅五小箱，带回的“洋货”只有一台手摇缝纫机和一小罐咖啡。
陈嘉庚先生钢笔书赠父亲的《述志诗》共四张稿纸，这是其中二张。
回国后，父亲继续在厦大历史系任教。当年11月15日父亲在厦大映雪楼举办的“人类学标本展览会”，向厦门各界人士公开展出，还现场作了学术演讲。不过，展览会的最后一个部分展出的是地下党、厦大进步学生出版的刊物、书籍。由于父亲当过陈嘉庚先生的秘书（陈嘉庚先生是国民党最为痛恨的人），而且回国后父亲公开反对国民党的“戡乱，还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因而厦门解放前夕（1949年10月15日），父亲被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以“共匪嫌疑犯”罪名逮捕，关押在公园南路2号国民党市公安局的监狱。事前有人来通知说父亲的名字已在毛森（时为国民党厦门警备区司令）的黑名单中，劝他外出躲避。当时不少进步学生、教授都已纷纷撤离。但父亲放不下一家老小十余口人自己一走了之。母亲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天黑后前后门都被提着枪的便衣堵住，进来几个便衣对父亲说:“上峰有请，跟我们走一趟。”父亲临走前告诉母亲，要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卢嘉锡先生（父亲的挚友，时任厦门大学应变委员会副主任、化学系系主任）等学校领导。母亲刚出门想去托邻居转达，一伙便衣用枪抵住她直吼“拿什么东西出去？”母亲至今还记得冰冷的枪口顶住胸口的感觉。此后全家蜷缩在用椅子、床板、棉被搭建的“防空洞”大气不敢出，因有人偷偷通知：“败兵会來抢劫”。只听见外面国民党兵呼喝奔跑及持续不断的枪炮声，直到10月17日上午，听到一阵熟悉敲门声，惊魂不定的家人一看，父亲站在门口，背后，解放军正列队经过并喊话：“老乡们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情景和许多电影镜头一模一样。父亲说，如果解放军迟一两天打过来，他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解放前同文路厦大教工宿舍照片，当年我家住靠西边(图左侧)107号，父亲就是在 这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楼前不远是海军码头，国民党败兵从這里登军艦逃台。
1951年，父亲把全部文物、图书资料捐献给国家，1953年3月，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正式开馆。父亲还规划了他将继续奋斗的宏图大业：在创办人类博物馆的基础上再创办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系，建立起系、所、馆一套完整的科研、教学体系。就在他放开手脚要大干一番之时，竟匆匆撒手离去。父亲一生为人类学界留下了18部学术专著及7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多部专著被列为大学必读、参考书。他是系统研究台湾古文化及高山族的第一人，其研究成果对当今台湾的历史定位有非常深远的現实意义。
厦大建南大礼堂兴建期间，陈嘉庚先生視察工地之后常到人类博物馆边休息边与父亲交谈。
《林惠祥文集》，收录了父亲的《文化人类学》《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罗倮标本图说》《世界人种志》《神话论》《民俗学》《中国民族史》《中国史前时代略史》《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台湾者中国之土地》《南洋人种风俗概说》《考古学通论》《为什么要保存古物》《算命的研究和批判》等15部学术专著、1部《自传》及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及书信。
陈嘉庚先生手迹父亲一直珍藏在身边。厦门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逮捕父亲时，幸亏父亲事先把它包在一本专著的厚封皮中，母亲将书藏起才得以保存下来。
2006年，母亲把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赠送给《陈嘉庚纪念馆》，现为该馆镇馆之宝。
《陈嘉庚纪念馆》表达对母亲的感谢
父亲逝世后，由于他对学校的贡献，学校特批一块山地修建林惠祥墓以便后人永久纪念。王亚南校长与卢嘉锡等几位父亲的友好曾提议由他们捐资修建，但我母亲婉言谢绝了，她宁可动用父亲的抚恤金也不愿意烦劳众人。
由于没有学历，妈妈被学校照顾在厦大人类博物馆当群杂工，月薪26.5元。其时家中子女有6人都在各大中小学读书。虽有海外亲戚，但直到近些年才有联系。幸得国家免除我们兄弟姐妹5人中、小学学费至文革，对此我们常怀感恩之心。
幸亏我们有个伟大的母亲。她不仅跟着父亲历尽艰辛，而且父亲长期以工资近半用以购买文物、图书，她也从不二话。父亲逝世后，她以一己之力在漫长的二十多年中，让我们有尊严的、健康的长大成人，期间还经历了60年代的困难时期、十年文革动乱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幸亏拨乱反正。父亲用生命保护下来没有毁于兵燹的文物，却在文革时期严重破坏，丢失不少，但厦大人类博物馆于2006年5月终于又整修一新重新开馆。
幸亏文革已成历史。当年文革造反派训斥母亲：“林惠祥不去参加革命搞什么考古”，这样的荒诞永远不会再有了 。
为迎接厦大建校九十周年，在学校领导主持下，主编朱崇实，执行副主编吴诗池，从厦大人类博物馆所藏的8000多件(套)藏品中遴选出近160件(套)，编辑出版了这套《厦门大学馆藏文物珍品》。
2006年5月，厦大人类博物馆重新开馆，全家人在馆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