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中华文化自信
厦门大学历史系 王日根
我是1964年生人，1978年年届14岁，刚好步入高中阶段。1981年我步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给我所在的厦门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厦门被批准建立经济特区，接着厦门又被批准建立台商投资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提出大念“山海经”，真的让内地的人们羡慕无比。读大学期间我们可以在小市场买到台湾过来的小商品，包括自动雨伞、尼龙布缝制的裤子，还有琳琅满目的手表等。
我自江苏苏北农村，此前父母让我们上学只是希望能学到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识字和算术，根本没有想到要我做个读书人。因此，每到周末或假期，我都会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点工分，稍稍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是高考恢复给予我走出乡土、拓宽视野和知识面的机会。
大学期间，我既如饥似渴地弥补中学阶段阅读中国传统典籍不够的缺陷，也不断面对着各种西方思潮的冲击。中学阶段我只是在学校的图书室翻过史记选读、左传选这类书籍，进到厦门大学之后，我几乎每天跟随1977、1978 级的学长、学姐们早早候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外，一开门便鱼贯而入。当时实实在在有饿蚕食桑叶的感觉。
国外的学术思潮随着《走向未来》等一套又一套丛书的出版，极大地吸引了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注意力。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加上皮亚杰、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的思想一涌而至。我们从羞涩的囊中挤出一点钱，将书店的这些新书搬回宿舍，没日没夜地沉浸其中，力图寻找到丰富我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金点子。应该承认：这种冲击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了解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内涵，大体掌握了西方走向经济繁荣的基本路径。于是，我们学界许多人走向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中，有的则出国享受起西方优越的物质生活去了，“全盘西化”时甚嚣尘上，认为中国不仅物质上落后于西方，而且社会制度、精神文化都严重不如西方，乃至产生了追随西方民主制度、建立宪政制度的若干思潮。
我以为，此时国内的主流舆论一边倒地推崇西方，与最早走出国门的一群人主要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为主有关。当有较高中国文化素养的人文学者走出国的时候，他们与他们的前辈如梁启超、孙中山等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情绪，就是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而应该认真梳理自己的文化优势，在此基础上树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
我也在1997年跨出了国门，随后我借助国家留学基金和校际交流再到了加拿大、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国，我对中华文化的笃信更加强化，在与外国同行的交流中，我都能做到不卑不亢，经常能将中国文化的优点阐发出来，赢得国外同行的颔首。事实上，自李约瑟在著作中充分肯定中华文化的进步性之外，还有像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们都已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对克服西方现代社会病和开辟人类美好未来方面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中国大陆的开放有利于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大陆，也方便了西方学者进入中国大陆，让他们摆脱以往通过台湾地区或日本间接了解中国大陆可能存在的失真，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上的合作，包括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开设讲座，举办学术会议，乃至长期居留，受聘为全职教授，给我们的学生开设相关课程。以前学术的隔阂感消除了，有的是相互间的理解和见解的相互认同。
1980 年代前期，我在大学课堂上就能聆听到堀敏一、鹤见尚弘、王业键等国际学界大家的精彩讲座，他们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厦门，是因为我们系的傅衣凌教授、韩国磐教授已经在国际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他们多是研究中国学的，讲座一般也力求用汉语。每当主讲人汉语卡壳的时候，我们系当年的青年教师杨国桢老师还有博士生李伯重、刘秀生、陈支平等就会踊跃地在座位上提示，或者直接走到黑板前板书，写出主讲者提到的某个字、某个词或者某本书。
因此，我们那时便树立起了满满的自信，为我们国家灿烂的文化和悠远的历史感到无比的自豪。西方学者、日本学者来到厦大都号称前来“朝圣”。据说早在改革开放前，西方学者就关注到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成果，因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于是这些学者看到的往往是盗版书。我想，彼此的感觉应该是相同的，都说知识无国界，人类文化的成果自然应该让人类共同来习得和传承。
在跟随傅衣凌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时常会有协助导师接待国外学者的机会，或陪他们游览校园，或去名胜古迹参访，途中多有交流。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他们向我兑换人民币的兑换券，也多保留与他们一起的合影。取得硕士学位后，我便留校任教，同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我接触国际学者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么多年来，我结识了美国的周锡瑞、宋怡明，加拿大的卜正民，英国的方德万，日本的滨下武志、森正夫、滨岛敦俊、上田信、松浦章、岸本美绪、川岛真等，与他们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彼此的欣赏也建立起来。
从1988年留校任教，到今年刚好满30年，我为学生开设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中国海洋史》《明清社会经济史》《中国科举制度史》《明清小说与社会生活》等课程，出版过《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中国会馆史》《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海润华夏：中国经济发展的海洋文化动力》《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明清河海盗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耕海耘波：明清官民走向海洋的历程》《经济之域：明清陆海经济的发展》《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等著作，参与编撰《中国历史文选》《中国通史教程》（元明清卷）、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教学参考资料》（3）、《历史的分野：天威与人力》，参与整理《闽书》《明通鉴》，主编《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10册，第2辑15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12册）、《厦大史学》（第 1、2、3、4 辑）。撰写《康熙传》《细说明成祖》《光绪皇帝与明治天皇》《会馆史话》《耕余遗穗》（个人随笔集）等。以上这些成果有些是自己珍爱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习学心得，有些是自己力求构建中国古代历史新框架的尝试之举，有些是教学过程中编写的教材，有的则是力求方便后学利用的资料集成。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获得了良好的成长。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我更加笃信文化自信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我愿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力融入这一伟大事业之中。
（原载《厦门大学报》第1258期，2018年11月23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