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源：浙南文成畲族道教科儀文獻

本文擬通過在浙南文成發現的畲族道教科儀文獻，結合其儀式內容、教法源流、傳承譜系及當地不同儀式傳統的異同進行分析比較，說明文成畲族道教傳統的基本情況與特點，以及當地儀式分類體系的混融與互動關係。

巫能昌：閩西道壇靈應堂法師傳神譜考

报告将以当代闽西道坛灵应堂所藏三坛神像挂轴和科仪本请神簿中心，结合《道藏》等传世文献，对该道坛驱邪法师传统的神谱进行考察，主要梳理“三坛”在宋元以来道法传统中的位置和流变，以及灵应堂法师神谱中赵侯十三郎、临水夫人陈靖姑、五伤五郎和“天师”神崇拜的历史，以期揭示法师传统神谱的形成机制，及其所见道教与民间宗教之互动关系。

羅桂林：明清時期的商人家庭與節孝文化——以金溪縣《全氏宗譜》為中心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商业化进程，极大地影响了时人的生活方式。金溪《全氏宗谱》提供的丰富资料，恰好展示了经济方式、社会结构与文化过程的密切互动。全氏宗族在这一时期大量人口外迁，特别是外出行商，客死几率由此剧增。多数客死者无法归葬，而一些商人子弟不顾间关千里，扶榇归里，则被传颂为“孝子”；与此同时，还大量出现了以“饮冰茹素”“仰事俯育”而知名的节妇；由此形成“节孝”文化盛行的景况。当地节孝文化的流行是以商业化发展为基本背景的，同时又对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维持起着“稳定阀”的作用。区域史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商业化的社会影响，把握“节孝”文化的性质与作用。

羅豔春： 清代的累世同居：以江西萬載縣民周繼德家為例

    结合民间文献与田野考察，本文初步梳理了江西万载黄茅周继德六世同居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从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来看，周继德之家由小家庭发展为70余人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反映了明代后期至清中期湘赣交边九岭山脉的山区开发与发展历程。就国家旌表制度而言，周继德家六世同居之所以获得旌表，则与乾隆后期旌表制度的拓展与进一步定型有关。对于清代累世同居之家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如果未能结合制度本身的完备过程，以及被旌表之家的在地化解读与分析，其解释力将受到极大限制。

鄭榕：明季屯田、武官與地方社會——以福建為例

明中叶以后，军屯的民田化的趋势、文官系统对屯政的介入，使得军屯管理融入地方社会网络，明季军屯管理呈现出新形态。各方势力的角力，使军屯成为影响地方社会的治理的关键一环。利用屯帖、方志及族谱等文献，从地方社会视角分析军屯管理，使我们得以考察明季屯田、武官与地方社会治理之关联。

饒偉新：清代漕運軍戶的地域分布與軍籍管理——以江西贛州衛漕幫為例

关于清代漕运船帮组织，前人透过清代官方漕运文献，已经从制度上进行了大量论述。但是对于其实际的人员构成与组织运作，尤其是关于这些漕运军丁的社会背景，我们却所知甚少，因而也无法真正了解清代漕运体制盛衰演变的社会根源。本文着眼于明清漕运体制转变的历史背景，尝试以清代江西赣州卫漕帮为例，利用民间漕运文献来考察其漕运军户的组织构成和地域分布特点，并分析漕运军丁的编审勾佥与军役纠纷问题，探讨清代漕运组织的内部构造及其运作的社会症结与社会后果。

陳瑤：山水相接處，礦工與船戶——乾隆年間湘中地區的煤磺外運

涟水是湘江的支流，为湘中山区与湘潭及外界联络的惟一水道，通行木船。涟水船运的主要货物是湘中湘乡、安化二县出产的煤矿。湘乡、安化煤矿的特点是夹产硫磺，而硫磺由于是制造火药的原料，且湘中地区又与西南苗疆近在咫尺，在清代前期是政府时常封禁又时而开復的违禁品。湘乡白沙陈氏族人大多是在涟水从事水运的船户，聚居湘中山区边缘的陈氏宗族窑上一房则以开挖煤窑为主业。必清公是这个宗族中惟一一位成为水神的先祖，“有法术有咒语，可以在山里放排行船”。窑上陈氏族人每年于八月初十必清公生日举办唱太公仪式，同时也奉祀“上团山打猎的祖先陈良中、陈法虎”。通过宗族组织的建构，山水交接之处的煤矿矿工与水运船户组织起来，成为湘中煤磺矿产外运的重要社会力量。目前搜集到白沙陈氏宗族族谱共6种，都是清代、民国和当代编纂的手抄本世系或刊印本房谱，是分析陈氏宗族形成过程的基本史料。本文试图借此个案考察市场引力与王朝禁令之下的矿产开发与社会运作。

李斌：從《湖南公山》碑看明清以降清水江流域的民間移民及其生存策略

明清时期，在“改土归流”背景下，中央王朝在贵州清水江流域统治不断加强，清水江流域逐渐从“化外之地”到“王化之区”、从“生苗”到“熟苗”。伴随着开发的深入，本文通过对田野调查所获《湖南公山》等碑刻的解读，描述并分析清水江流域民间移民的线路及其地理分布，进而讨论移民对清水江流域的影响。

黃尚軍：民間碑刻文獻所見19世紀四川農民運動探析

19世纪的四川地区先后发生了白莲教、李蓝起义等数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文章以牌坊、墓碑等民间碑刻文献为中心，结合族谱、县志、正史等材料，考察普通民众在动乱时期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对社会动乱的应对和认知，以凸显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鄭振滿：閩南祠廟碑銘中的國際網絡

在閩南各地的祠堂和廟宇中，現存大量涉及海外移民的碑刻和銘文。這些祠廟碑銘反映了閩南地區與海外世界的廣泛聯繫，展現了以閩南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網絡。深入解讀這些碑銘資料，不僅有助於揭示東亞國際網絡的建構過程與運作方式，而且有助於探討近代閩南僑鄉的社會變遷。

黃瑜：都柳江流域“薩瑪”信仰的儀式演變——以一塊立廟捐款提名碑為中心

居住於都柳江流域沿岸的侗、苗人群中，長期流傳著以保佑村寨為核心的“薩瑪”（侗語稱“Sax mags”）信仰。然而，“薩瑪”信仰無論是在壇廟形制、還是祭祀儀式上，在沿河流域的不同村寨都呈現出較大差異性。此外，從搜集到的一塊民間碑刻分析，清代古州廳城附近車江大壩中的村寨將其稱為“雞卦神壇”，其祭祀儀式應以“越巫雞卜”為主，並且是露天蓋石為“壇”的形式，嘉慶二十年左右才由寨民建立屋宇祭祀。而從現代田野調查來看，目前的“薩瑪”祭祀儀式表面上以民間“社”祀活動或者“六月六”活動為名，其實質卻以苗族過陰師的“米卜”儀式為主，然而又以 “薩瑪”的村寨巡遊、女性群體的歌唱活動、家戶的“豬肉”分享等活動貫穿其間，盡可能吸引所有村民的參與。“薩瑪”信仰祭祀儀式上的演變，折射出清代中期以來都柳江流域社會發生的重大變遷。

梁勇：清代公局委員與官僚行政——以重慶為例

清代中后期，随着捐纳制度的广泛推行，候补官员群体大规模增加，咸同以后广泛出现的公局为候补官员提供了就职的机会。本文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相关资料的梳理，详细地考察了委员的职位、出身、薪水及委员的承充过程，并对晚清官僚行政体系下的委员职责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清政府通过在公局中设置委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候补官员的出路问题，也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茍德儀：清代州縣承發房與司法訴訟——基於《南部檔案》中33卷訴訟案件的考察

承发房是明清各级衙门普遍设置的机构，在衙门内部运作中有承上启下作用，对州县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既有研究中，承发房常被当做文书收发机构来描述，承发房参与司法诉讼，尤为学界所略。《南部档案》中有33卷承发房参与的诉讼档案，涉及借贷、业产、婚姻、贸易、教育等诸多方面，承发房在这些诉讼处理过程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知县对这些案子的最终判决。这些案卷还反映出，衙门内部分工不明晰、承书作弊方式多样、承发房职能多元化等问题。

張勇：區隔還是融合？——三線建設內遷移民的文化適應及變遷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产生了数百万的内迁移民。三线移民经历了迁入初期的不适之后，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文化娱乐、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文化适应，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线移民文化及厂矿文化。从本质来看，三线厂矿是一种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和典型的“文化孤岛”。此种社会与文化上的区隔，使得三线移民并未真正融入当地。三线移民文化及厂矿文化不是迁出地和迁入地文化的简单嫁接与融合，这与历史上的大多数移民事件存在区别，但却并非孤例。当其内外环境发生改变后，包裹在这些移民孤岛和周边人群之间的隔膜才会消融，移民逐渐融合于当地社会。

廖華生：清代婺源的學官與鄉村講約

会讲是明清乡约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各地的实施状况颇为不同。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会讲基本能长期实心奉行。明代婺源官府主办的乡约会讲大致起始于明嘉靖年间，此后一些士绅亦响应官府号召，在宗族举行会讲。清代婺源乡约的会讲都由官府主导，形成了知县和教官分别负责县城、四乡的制度。婺源的乡约会讲难免流于形式和暂辍不举之弊，但有些官绅在会讲中能对婺源时症痛下针砭，亦有救时补偏之效。此外，婺源的地方官借会讲之机体察民情、结交绅民，会讲成为连接地方官和地方社会的重要纽带。

溫海波：識字習禮：明清以來的雜字書籍與禮儀知識傳播

本文将运用书籍史的方法解读明清时期民间生产、流通和日常使用的杂字文献，从文字普及的视角考察礼仪知识在明清时代的制作改编、出版销售与接受过程，由此对明清礼仪知识传播的主要机制和基本过程，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换言之，通过对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识字文本所载礼仪知识的存在状态及其演变，考察礼仪知识的传播媒介与乡民的接触和接受，在礼仪知识的创造者、接受者之间架起桥梁，并借助于杂字书籍的生产流传，重构礼仪知识在明清乡村社会的传播渠道和接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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