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屋（House），这一发自博厄斯（Boas）对西北美洲印第安人研究中的问题，经过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进一步阐述后，成为了人类学亲属制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

对家屋研究最直接的回应，是卡斯滕（Janet Carsten）等一批学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于剑桥大学召开的关于列维-斯特劳斯家屋研究的学术会议。

会后于1995年出版了这次学术会的论文集About the House : Lévi-Strauss and Beyond。这本由Janet Carsten和Stephen Hugh-Jones主编的论文集依据学者们在东南亚、大洋洲、南美洲、非洲的田野调查，对列维-斯特劳斯家屋理论面临的适用性和困境提出了看法。

此后关于家屋社会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面相，此书所指出的对家屋空间象征的理解、对物理空间的关注，以及从房屋本身去看待社会结构等观点成为作者们的共识。

通过民族志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优良学术传统。而中国边疆，尤其是藏区的现代化进程与内地汉区有着极大的差异，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林耀华和陈永龄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边疆有着深厚的封建制度的基础，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至今仍旧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边疆的现代性的形态。

从196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结束以来，藏区的民族志已经少有真正关心边疆现代化过程的作品，这一方面影响了我们对边疆地区社会与民族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比较研究趋于衰落。

海外人类学家由于问题意识和学术责任的差异，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有着充分思想价值的参照。在当前的学术发展条件下，藏区民族志研究应该如何提出问题，如何确定理论思考与比较研究的框架，如何建立分析逻辑，并更进一步更具民族志研究回应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和贡献于中国社会科学思想的总体格局，都是亟待重新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