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华社与故乡及世界的联系

——以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为例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蔡志祥

1990年代开始，关于全球化和地域化的讨论，开展了一个新的方向。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也从集中讨论移民如何在侨居地生活、社会化的过程或皇朝国家的政策以至海外华人如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连线等问题，发展到侨乡的讨论。也就是说，海外华人回到家乡，他们是带回现代化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家乡原来的生活样式，还是因为经济力量和故乡情怀，反而强化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原乡的乡民、干部如何演译这种海外的联系？同时，在海外华人与他们或他们的先祖的故乡联系的过程里，怎么样把故乡的东西带到居住社区，他们对故乡的想象，如何应对当地的社会发展？我们面对的是原乡对不同世代的海外华人的实质关联和想象关系的变化、不同的国家（祖国、殖民帝国、民族国家）的政策如何定义海外华人、海外华人社群的内部和社群之间的互补对立关系。同时是海外华人和华人群体，在宏观的历史时间上，如何建立、解析或疏离与故乡的关系。

本文尝试指出本土化与全球化是相对的概念。在全球化的普同性的背后，凸显了阶级、权势、专业和族群的界线。谁决定全球的范围、谁在全球化框架下享受不同程度的利益，从而界定和标签框架内的我群和框架外的他者。同样的，本土化和地域认同有密切的关系。地域认同是多元和多层次的，与地域社群如何在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下界定其地域范围有关。在本土与全球的两极之间的连续体，存在很多互补对立关系的中间社群。海外华人社会是这些中间社群之一。王赓武教授提出的华侨、华裔、华人、华族的发展并非单线的。国家和族群如何操控身份认同是建基于华人社群在不同的时代对本土、故乡、国际的认识和解析。因此，在讨论海外华人问题时，我们需耍理解：谁的地域？谁的国际？谁的家乡？我们也需要理解在地的华人社群对家乡和国际的联系和分离，如何成为建立本土性的手段。

会馆的纪念刊是属于特定社团的成员的公众刊物。在会馆精英以至会员的共同认可的前提下，代表了会馆在一特定的时间领域中，对过去的记忆、现在的诉求和未来的憧憬。这些记忆、诉求和憧憬皆是当代的表述，而非恒久的、不变的通则。因此，通过对纪念刊的贯时性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考察到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集体的记忆、诉求和憧憬是如何地与宏观环境协调和角力下产生的结果。在这样的思考下，本文尝试通过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出版的纪念刊，讨论华人地域社群的发展过程和宏观环境的关系，从而探讨不同世代的海外华人社群在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1)如何面对不同的国家(祖国、殖民帝国、民族国家)和国家政策；（2)与他们或他们的先祖的故乡之间经历了怎样的实质的和想象的亲和与疏离关系；（3)如何透过本土的、区域的和世界的联系，建构其在地的、区域的和世界的族群身份。

一、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五本周年纪念刊里的潮州

自1929年成立以來，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先后在1969、79、89、99和2009年出版了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周年纪念特刊。这五本特刊各厚约200余300页。每部特刊皆包括献辞、题词、照片、潮人在新加坡的工商业的广告、会馆组织、会馆过去主要活动的记录和属下潮团介绍等。

1969年的特刊共有292页。此特刊同时庆祝新加坡开埠150周年。除了一般内容外，关于新加坡史地、教育、农工商、金融、交通等文章22篇。特刊中关于潮州原乡的记述只有10页，主要在以“潮州与潮州八邑会馆”为题的部份内登载。这部份的文章共有十四篇，其中五篇共10页的篇幅分别介绍了潮州的历史、潮州各县的建置和历史沿革、以及关于韩江、潮剧的文章各一篇。本特刊有四张与潮州名胜有关的照片：分别是广济门、湘子桥、西湖的湖心亭和开元寺。特刊也包括八幅潮州地图，以及“家乡善举”和“四十年大事记”两部分。前者记录了1936至49年间，14项“领导乡侨，捐输汇赈”等“桑梓善举”。后者记录了1929至60年40年间和会馆有关的“大事”，其中10项与中国有关。这些会馆强调的“大事”主要与会馆如何运用其海外会馆的身份，影响力中国和潮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在编后话里，编者说明关于潮州方面的介绍，是为了“使海外乡人明了潮州梗概，知其本原”。

10年之后（1979)的纪念刊里，关于潮州史地文章有6篇，潮州文物的有8篇文章，潮剧音乐有10篇文章，此外潮州八邑的地图、潮汕地医的地图一共有11张，照片同样有开元寺、湘子桥，还有潮州袖纱，陶瓷的照片，其中以潮剧的照片最多。1979年的特刊是4部纪念刊中刊登潮州有关的文章和图片最多的一册。纪念册指出：“潮州是本邦潮人的发源地，潮人需要知道潮州的史地、文物、戏剧与音乐等，有助于钩源，也可供探本，也可供探本”。编后话里面说，“新加坡年青一辈的潮人，在这里生长，虽则知道自己是华族的潮州人，但对中国潮州的一切所知有限。因此，纪念刊的在艺文编，选刊有关潮州史地图文和文化。潮州文物包括：特长、工艺、戏剧和音乐，给我们新加坡潮人认识潮州的大轮廓和它的特点。同时也选刊了同乡会组织的演进和析义，现代社团服务的中心”。总之，我们看到，会馆通过公共拥有的刊物，把故乡的东西介绍给他们的会员。然而，在记录会馆成立以来50年间的〈五十年大事记〉中，1969至79年间，并没有与中国或家乡有关的记录。

在1989年的纪念刊里，艺文有17篇文章，主要是新加坡的潮州人写的。关于潮州的文章只有（潮州先民考〉一篇。本特刊有称为“潮人书画”的部分，主要是登载在新加坡的潮州人书法家、画家的作品。编后话虽提到：“……一开始，我们便决定把这本特刊编得更‘新加坡’化，一扫那种因袭的庙堂气。例如〈艺文〉那一部份，容纳的是《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作者的文章，而且题材不拘，言论自由，多少产生了一些新鲜感。而有关潮州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天然资源，名胜古迹，戏剧文物，风俗饮食等等，我们认为前人已谈之再三，实无必要加以重复。况且《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刊》已出版或行将陆续出版这一方面资料的论著，均属专题研究心得，相信会更加全面和深入”所以，这一期的特刊里有一种非常浓厚的新加坡本地化的倾向。在〈历年会务活动纪耍〉的部分，从1982年开始，记录了来自中国的交流访问活动。也就是说，在特刊强调本土化的同时，会馆与中国、原乡的联系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又重新建立起来。然而，这样的联系从文化、商贸活动开始，是从中国到新加坡的单向的交流。

1999年的纪念利刊载祝贺会馆70周年纪念的题词，而且第一次出现汕头市委书记、汕头市市长、揭阳市市长、揭阳侨办主任等中国潮州地区的干部的题词。这一期的特刊也编了一个叫〈家乡近况〉特辑。特辑包括了六篇文章和潮州八景等12张照片。在〈大事记〉中，与中国、原乡的联系不单是多元的（包括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交流）频繁的，而且是双向的。

2009年特刊以新的版面出版。这期的特刊，除了第4页的地图和简单的不到200字〈潮州八邑的沿革〉说明并强调“讲潮州话的八县人则称为潮州八邑”，没有来自中国潮州的题词、贺词；也没有关于故乡介绍的文章或图片。编者在编后语中指出，“特刊以‘潮湧’为标题，寓意潮湧狮城，一波紧接一波，汇成了惊涛，涌达四海”。立足新加坡，放眼天下。因此，21世纪的这份特刊，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漂洋过海、立足本地〉，强调潮州移民的在地化过程，从移民的生活到制度化组织的成立，标示会馆“共创和谐的多元种族社会”的角色,第二部分题为〈今昔会馆、薪火相传〉，一方面在新加坡的包括文化展演、语言训练以致讲演和出版活动，建构在地潮人身份认同，同时以之作为多元社会的一员。原乡的关系，只是作为建构在地身份的乎段。另一方面，“潮州”的文化身份，是作为建构跨越地域国界的潮人网络的工具。

李元瑾指岀，“……(二次大）战前，新马华人的政治活动主要是为中国服务……；战后，华人本土化进程加快，开始组织政党参与当地政治，并对台海两岸的政治保持距离；独立后，华人脱离中国国民身份，并致力于建设当地多元文化国家；到了七十年代末，华人虽然纷纷前往中国投资，但其动机主要在于利益而非出自对祖籍地的感情。”从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的纪念刊记录的关于会馆八十年的〈大事记〉，我们可以把会馆与中国和潮州地区的联系，分为四个时期：

1929-1949年，主要是从新加坡到中国的。会馆扮演了清末以来商会和会馆的角色，不仅服务中国，而且作为中国政商群体的延伸，介入国家的、地区的慈善、政治和经济决定。这是强调木本思源的时期。（清末以来海外华人对中华国籍的要求，中国国家对海外华人的重新眷顾，令到海外华人不仅对家乡的联系，而且积极的国家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与海外华人在海外的“他者”的身份有关）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令到海外华人群体面对政治取舍抉择的困境。对家乡的联系，尤其在土改之后把侨眷特殊化、侨产定性为资产阶级产物，侨汇戴上“特务经费”的颜色，同时限制海外华人回国探亲、投资等措施。对中国、对原乡的隔绝，(这个时期也是新加坡华人面对很巨大的地区族群以及族群国家挑战、独立和不安的时期）也是在特刊中显现对祖籍地、对原乡憧憬的时候。

1982-1991:中国改革开放后，重整华侨政策，积极重建海外关系。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对中国的认同，开始国家之间的关系。新加坡和中国的对等的国家关系。另一方面，是政府塑造华人族群的时期。会馆在新加坡独立后，本土化逐渐落实的同时，面对中国以及原乡地区从文化活动开始的各种交流和访问。会馆也面对新加坡国家和中国国家的问题。

1991-2009:多元的、双向的联系，在经贸的“利益”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原乡的、家乡的旅游。国家政策上的多元一体的方向，提供了在会馆标示的文化的独特性的存在空间。新加坡的潮人文化是“本土的、在地的”建构，而非仰赖与原乡的关系。原乡是虚拟而且遥远的。潮人的身份，是用以作为参与跨国的原乡组织的工具。

如上所述，会馆的纪念刊是一种属于公众的、当代的表述。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五个十周年纪念刊有关中国和潮州地区的报导和联系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会馆内部结构与外部网络的变化，尝试梳理会馆如何在不同的时间领域，协调本土和原乡的关系。

二、内部结构与外部网络

1999年的特刊记录了60个与八邑会馆有关的潮属社团。除了1845年新加坡潮属商人组织的两个团体，即控产投资机构的义安公司和聚集上层潮属商人的醉花林俱乐部，会馆属下的团体共有58个，其中11个在1929年潮州八邑会馆建立以前已经成立。（见表一)在1928年前后，由于产业的纷争以及义安公司控制权的争夺，这些潮州社团共同设立八邑会馆。会馆主要的经费主要来自义安公司。如香港的潮州商会与潮州会馆的关系，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负责社会福利事务，而义安公司则成为八邑会馆的经济支柱。八邑会馆，包括潮州府的八个县，即潮安、澄海、揭阳、潮阳、惠来、普宁、饶平、南澳。这个定义和一般以潮州府属的行政区划界定的范围不一样。就是把主要是说客家语的大埔和丰顺县剔除。也就是说，潮州语言而非潮州地域是建构会馆的主要元素。在纪念特刊里面，包括八邑会馆和义安公司在内的六十个潮州人团体有县属同乡会、自愿团体、慈善机构以及娱乐团体。在每一次的纪念刊，也就是每一个十年的周期，都很淸楚地强调假如团体里有不是潮州人的成员的话，都不会在纪念刊上登载。因此，从1929年开始，八邑会馆和义安公司是语言跟产业结合起来的、包括很多潮州人团体的一个新加坡潮人最上层的机构。

从年代考察，1940年到1969年代是潮属社团建立最多的时期（35个）。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段期间，是海外华人与中国直接来往逐渐困难，华人不得不融入侨居地的时候。这段时候，也是新加坡独立前后，社会安定被受威胁、华人社会需要通过互相扶持才能有效生存的时候。因此，不同程度的以语言为中心建立的社会团体，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

表一：记录在特刊中的潮属团体的成立年代

八邑会馆并非由地域会馆共同建立的高层地域组织。它是在一个控制产业的控股机构下面的最高层次的会馆，其下是县属同乡会。然而，各个县属会馆，并不是在他们建立的时候就和八邑会馆建立起统属的关系。也就是说，八邑会馆的建立，无宁是产生了摄石作用，吸进了其它的说潮州方言的地域社团。大概在1980年代，每一个县属会馆都有一个代表加入八邑会馆的领导层。也就是说，虽然八邑会馆里有不同县的人参加，但县属会馆的代表是比较后期才进入会馆的控制机构内。

一方面，八邑会馆并非强固的、以原乡地域和行政范围为基础而建立的同乡组织。另一方面，以潮州方言为整合工具的八邑会馆1930年代中期，建立跨次地缘、跨方言的会馆网络。在1934年，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与马来西亚潮州会馆建立了马来西亚潮州工会联合会。1936年，它跟新加坡的琼州会馆、应和会馆、茶阳会馆、丰顺会馆、雷州会馆、高州会馆联合组织了广东会馆。广东会馆没有包括广肇会馆（广州府和肇庆府的会馆）。也就是说，在二次大战前，潮州会馆一方面就是建立一个跨新马地域的方言群网络，另一方面在新加坡本土建立了与广肇会馆对立的一个跨原乡地域、跨方言的集团。这两个组织一直到现在，每年都有活动。因此，语言和地域用作建构不同层次的地域社团组织，是策略性的。

从纪念刊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次大战前，潮州八邑会馆与中国的上层架构的互动活动很多。例如他们写信到南京反映潮州地区的盗匪的问题，写信到广东省民政厅要求免收回国华侨的税捐，关注汕头地医商库证的问题等，都是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1949年以前，他们关怀家乡政治、经济、文化，而且希望透过作为海外的团体影响家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政策。它们代表了那些仍然和原乡、和中国骨肉相连的成员的声音。

故此，在1949年以前，潮州八邑会馆有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在新加坡或者新马，巩固他们的方言群体；另外一方面与家乡保持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也反映在潮州商人和他们的家乡的关系。在193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开始限制华人移民以前，很多潮商在家乡修桥整路，建房子，而且帮助很多乡人到东南亚谋生。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资本的调动、商业团体管理的结构和商业网络的建立，皆需要与家乡建立紧密的网络关系，也需要与国家和原乡地域政府拉上关系。因此，在30年代中期以前，东南亚社会跟中国潮汕地区联系非常密切。这联系也反映在族群会馆的活动上。

1949年后，宏观环境的变化很大。一方面，中国国内与东南亚地方的关系慢慢地疏远；另一方面，在东南亚不同地方，尤其是30年代中期后，有了限制华人移民的一些政策。华人在这个时候，也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从商业团体方面来说，30年代后，雇员策略逐渐由原乡改为聘用当地出生的雇员，从而引起了商业结构发展上很大变化。不仅雇员和资本的问题，家乡的“不在股东”（absentee shareholders）如何监控商业机构的运作等问题，也造成30年代中期以后，海外商业团体与家乡的关系的隔离：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与东南亚以致其它国家的商业的合作，建立跨国企业。这可以说是全球化商业机构的建立。

全球化国际网络的发展在1980年代开始跨越了星马甚至东南亚地区。1981年开始，潮州团体建立了很多国际化的、全球化的跨地域的联系网络。如1981年，香港潮州总会主办了第一届国际潮团联谊会，以后每两年依次由各地潮团主办联谊会。1999年开始，国际潮属社团组织了一个潮州商会青年委员会，举办国际性的青年潮团联谊会。1988年在汕头举办的国际潮人书画展、1994年出版《潮学研究》年刊。1980年代以后，各个地方的潮州团体也分别建立各自的跨地域的国际网络。也就是说，潮人团体的全球化网络是多元的、而非单一中心的。它们的诉求不仅是面向全球潮人，更重要的无疑是对于生活所在的次世代潮人身份的协调和建构。这样的发展，我们也可以从1960年代以后新加坡义安公司和潮州八邑会馆的活动观察到。1969年，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编印《潮州文物志》；1979年聘请专业艺人指导潮州子弟学习潮剧；1985年出版潮州八邑会馆丛书，1992年出版《新潮讯》。1992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潮州周。1994年成立了少年儿童潮剧团，并出版了一本叫《潮花》的团讯。1997年，建立了网页。1998年他们创立了文史资料组。1999年举办了一次有潮州文化特色的家庭日。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送一系列活动，一方面不断在新加坡出生的潮人次世代中，强化了潮州的形象：潮州的形象不仅只是从他们认为有地方特色的潮州物质文化开始，而且是发展到与社会建立关系，强调什么是潮州家庭，强调潮州的乡土文化，从而建构新加坡人的潮人身份。这种现象尤其是在1990年代后，越来越强烈。这样的发展与新加坡的国家发展和对华社的政策有关。

三、国家政策与本土化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非常关注不同种族之间的和谐问题。虽然华人占了新加坡人口70%以上，可是因为要顾虑到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刻意地提升华人的位置。本来新加坡的广播是有地方方言广播的。但在1960年代，虽然华人反对，新加坡政府仍然要求取消地方方言广播。到了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行华语教育，鼓励不讲方言，多讲华语，而且通过了各个团体去推动这项政策。1982年，政府提倡儒家教育。从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希望用华语团结华人、要求中国人社团把他们的地方特色去除。因此，1979年的特刊非常强调本地化，把原乡潮州地方色彩淡化了。新加坡政府推动建立的宗乡会馆，是这个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把所有华人的同乡会，宗亲会联合起来，在政府监管下建立一个一体性的华人族群。通过一个种族（华人）、一个语言(华语）、一个文化（儒家）和一个社团（宗乡总会），新加坡政府希望建立与马来人、印度人对等的一个华人的族群。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在1979年的特刊，是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产生出来的。

1990年代，八邑会馆的发展跟国家政策表面上是反方向的。会馆的语言策略和政府强调的种族策略是不一致的。第一，内部结构上，会馆多了强调潮州本土文化的一些活动和出版物。第二，从1982年代开始，每隔两年广东潮剧团都会到新加坡访问潮州会馆。1980年代开始，中国和潮汕地区开始有很多经济贸易团体、文艺团体访问新加坡。198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潮汕的地方长官访问新加坡。因为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也重新建立了新加坡潮州团体跟国内的潮汕地区家乡的密切联系。所以，一方面在新加坡国家対华侨团体的政策下，把族群、方言群的格局打破；另外一方面，这个时期，在新加坡的方言群与原乡的联系开始增强。同时发展的这两个背里不同的方向中，新加坡的方言团体面对的生存策略是一方面要去对应、配合新加坡国家的政策，另外一方面耍去对应与原乡联系发展出来的网络关系与随之而来的文化再认同和商业契机。所以，在1980年代以后的纪念刊里，强调的家乡联系是上层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联系。而文化方面则是高层次的泛潮州文化的联系。潮剧是会馆以至新加坡潮人强调的上层文化。反之，富有“地方特色”的乡里文化和联系并没有在这些特刊里刊载。

四、所谓潮人文化：本土的、原乡的和跨国的

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代馆长李楚琳在2002年的新加坡潮州文化展献词中说：“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曾经和好多民间团体联办关于族群社会发展的专题展览……很久以前，象这一类的课题，都是有忌讳的。在我们这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总得面对现实，与其忌讳不谈，不如通过适当的管道，开一道窗，举办一系列专题展览。”民族、历史（红头船、移民），经济力量（甘蜜胡椒业、渔业、米粮贸易、海屿郊等）、教育（义安学院、端蒙）、庙（粵海清庙）、食物、方言、潮剧等是模塑新加坡潮人身份的重要元素。这些元素的强调是建立原乡性和新加坡潮人本土性的基础。如潮州八邑会馆副会长兼文教委员会主席潘国驹教授指出“生活在岛国的我们，时常感叹地域和时空的局限使到新加坡缺乏深厚文化根基……但是因为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的社会，新加坡的独特文化，将是建基于这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因此，在新加坡面向全球化的同时，这些强调祖先的故乡文化是塑造本土性的必须条件。我们考察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还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发展。首先就是潮汕地方1958年后的发展，尤其是跟海外的联系的变化。要注意在海外的团体，他们所要求建立的所谓原乡的认同跟故乡的界线，并不一定等于我们以地域政治范围所定义的潮汕地方、正如他们所说的以方言为基础的八邑跟一般所说的以行政区划为原理的八邑是不一样的。第二，在海外的华人团体，通过公共记录的十周年的纪念刊，表述的对原乡的集体的历史记忆，是跟当地的国家政策如语言政策、族群政策有关。华人社团对政府的华人政策以及华语政策的反应，也反映在它们的纪念刊里。第三，要注意的是族群跟国家的关系，在族群建立的机构里，国家的角色是怎样的。海外潮人面对的、认同的国家跟随着宏观环境、和世代衍生而变化。

从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的纪念刊里面，可以看到其内部结构的变化。即从1950年代以前的跟故乡地域有非常密切联系的定义，变为在新加坡独立前后的本土化的过程。看到他们如何建立跟新马潮州团体的关系，如何跟新加坡的其它团体建立关系，以此来稳定他们在新加坡的地位。李元瑾指出，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各个层面，皆显示出东南亚华人社会逐渐从“服务中国”走向筑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本土化，从而发展出自身的独特性“……（二次大）战前，新马华人的政治活动主要是为中国服务……；战后，华人本土化进程加快，开始组织政党参与当地政治，并对台海湾两岸的政治保持距离;独立后，华人脱离中国国民身份，并致力于建设当地多元文化国家；到了七十年代末，华人虽然纷纷前往中国投资，但其动机主要在于利益而非出自对祖籍地的感情。”1970年代中期后，新加坡政府对族群的政策改变了，包括把方言群的势力降低，推广一个族群的政策。在这些政策下，一方面潮州八邑会馆在内部不断加强潮州的民俗特点，机构、活动就慢慢越來越多。另外一方面，1980年代后潮州团体开始有国际化动向。八邑会馆作为—个在国家压抑下的方言群团体，通过跟国际的联系，通过国际潮人团体跟网络之间，运用外来的国际的关系，重新建立了他们在新加坡的位置。另外他们跟故乡的关系也开始加强。这种加强，通过一个很高层次的经济跟政治往来来实现。我们也可以见到，在新加坡的潮人团体，如何运用它跟国际潮团的势力关系，去跟中国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发生联系。他们以这两方面来抗衡新加坡政府的华人政策，在这个新加坡反方言群的政策下，建立一个越来越强化的一个方言群体。2002年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显龙对第十二界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献词说：“当我们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时，我们也必须同世界各地的同乡保持联系。这就是未来新加坡的体现……这是我们的家园，也是属于全球网络的一环”。族群身分的建构是多元，可以操控的、也是对应不同时候的宏观政治环境、族群认同的国家、成员定义的家乡，以及生活的、社交的范围的改变而不断调整。李元瑾指出，一些研究显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马来西亚华人坚决地维护地方传统，而新加坡华人或遗弃或利用它为国家服务；马来西亚华人对文化和种族认同非常执着，而新加坡华人在这方面却有淡化的趋势……”。如潮州八邑会馆这样的以原乡方言为理据建立的海外华人团体，在五十年间的纪念刊中，体验了如何在生活和想象之间建立最合理的空间。在生活的政治环境许可下，实践最大的、想象的祖先祖籍的文化传统。潮州会馆的例子，告诉我们海外华人对故乡、对传统的淡化和强化，是对应着他们认同的地方、地区、国家而变化。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黄贤强主编《族群、历史与文化：跨域研究东南亚和东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1年，第503-518页。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