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浮尸收瘗中的人文关怀
西南大学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蓝勇 张铭
内容提要：清代浮尸多能得到较为妥善的收瘗，很少出现“挟尸要价”、“挟尸索费”的现象。具体的收瘗过程中有大量细致入微的人性化举措，如强调浮尸打捞时分“击见即捞”和“看明再捞”区别对待，待殓时需要搭建尸棚尸场以避免暴露，相验时务尽详明，停厝待认时想方设法寻觅尸亲。埋葬时多须二次收瘗，坟茔形制及埋葬用度等须务得如式，并注明浮尸信息以备尸亲查寻，时时培护墓冢，浮尸随身财物分公私两条路径妥善处理，务使归亲。埋葬后须坚持岁时祭祀并照顾尸亲，始终坚持“不问阶层、众生平等”的浮尸处理原则。虽然清代在浮尸收瘗具体实践过程中，实际的收瘗效果与完善的制度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清代整个浮尸收瘗过程中具体收瘗细节处处体现出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实现了“死者免暴露”，值得当下借鉴。
在清代儒家“仁义道德”、道家“众善奉行”、佛家“福田慈悲”等社会主流思想的广泛影响下，大量善书的普及对民众的教化作用明显增强，浮尸收瘗善举更加兴盛。特别是在清代商品经济兴盛背景下，地方实力阶层也活跃起来，他们在社会活动中广泛推行浮尸收瘗等善举，既能得到官方认可，又能提高自身威望及在地方社会中的话语权，故积极投身于浮尸收瘗善举之中。同时地方政府为维护地方稳定，亦积极支持各类浮尸收瘗善举。清代浮尸收瘗不论是实际操作，还是制度与条规保障，都充满着人文关怀，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尸体处理因话题较沉重，史学界关注较少。近年来随着善会善堂史、红船救生史研究的兴起，尸体处理方面逐步受到关注，如王卫平、张文、夫马进、吴琦、黄永昌、周秋光等人对历史时期尸骸处理收瘗有所探讨，但这些研究主要着眼点在于对尸体的义葬、助葬等慈善活动，虽对尸体处理有所涉及，却并不深入。我们以前对浮尸处理有一定关注，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救生而非浮尸收瘗，山本进则主要对清代浮尸收瘗中应对政府衙役的敲诈勒索进行了探讨，黄永昌、周秋光等则是对浮尸收瘗一笔带过。总的来看，已有的研究对清代浮尸收瘗中的人文关怀探讨并不系统，所以，从学术上来看，很有必要加强研究，同时在动辄“挟尸要价”的当下，深入研究清代浮尸收瘗中对逝者、生者不同的人文关怀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浮尸收瘗的人文关怀简而言之可谓“死者免暴露”，但又不简单圉于此。对死者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打捞、待殓、相验、存厝待亲、埋葬、随身财物处置及祭祀等细节方面处处为死者考虑，从当时社会背景出发，尽可能为其提供符合当时社会伦理纲常且较为完备的、人性化的收瘗服务。各地善会善堂或个体善士在浮尸收瘗中采取的具体步骤细节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尽量为浮尸考虑的人文关怀精神却始终贯穿浮尸收瘗过程始终。
一、浮尸打捞、待殓、相验及存厝待亲过程中对浮尸的尊重
浮尸打捞环节中分“击见即捞”和“看明再捞”两条路径。“击见即捞”主要针对救生捞毙系统内部而言，救生捞毙组织系统内部工作人员发现浮尸需就地捞起，使其避免继续暴露于水中，体现了对浮尸的关怀。如晚清峡江救生船会议章程规定救生局遇有无主浮尸时，“一经击见，即当捞起”，金陵救生局规定江面遇有漂淌尸身时，“随时捞起带岸”，无锡太湖救生局虽未建造救生船，但责成渔船及各色船遇有飘荡尸身时，“随时捞起带岸”，交由救生局司事协同地保进行初验。上海杨家渡轮船救生局小轮船发现浮尸后，亦会立即打捞上岸并通知果育堂前来相验。
但是，救生捞毙组织对系统以外的人员打捞浮尸要求较为繁杂，主要为预防浮尸可能由刑事案件产生，仓促打捞浮尸会破坏浮尸所携带信息，干扰案件侦破。如罗店镇怡善堂规定：“浮尸如经地保投堂报验，应遵例尸停原处候验，不得私移分寸。如浮尸在居民田屋旁河内，报官候官看视明白，然后捞起抬至空隙地设厂所相验，毋蹈移尸之咎。”东台县一善堂规定如发现河内浮尸，即于附近搭盖棚厂，候官看明后才“将尸身移至厂前，捞起相验”，在官方“看明”之前亦只在附近“搭盖棚厂”而不移动浮尸，待官方看明后再于河中将浮尸移动至篷厂前面再行打捞。道光时期杭州栖流所规定发现浮尸后经地保报所后，即应遵照定章填单候验，“不准移动”，若浮尸在“厨灶卧房河下”，报官后候验官看视明白，在附近空阔之处搭盖棚厂，“然后将尸移至厂前，捞起候验，毋许私自先移，俾经过处所人人共知，不蹈移尸之咎，并杜乡僻匪徒将应验伤尸私自掩埋之弊”。这些细节体现了浮尸打捞本着对浮尸负责的态度，在不破坏浮尸体征的前提下带至江岸有利于后续相验以查明死因。
浮尸打捞上岸后，多强调不能任其暴露于野，而是搭盖篷厂、尸场安置浮尸以备相验，所需经费均由负责浮尸收瘗的善会善堂或地方官员负责。如罗店镇怡善堂要求“凡搭盖篷厂、尸场应用一切对象”，“皆由堂捐给该差分发外，不得再向地主、地邻需索钱文滋累”，避免了不法书吏等借此勒索地主地邻。江苏地方官相验有伤浮尸时，搭尸厂的具体费用也有明文规定，均由该厅、州、县自行捐廉给发，不许向民间分派丝毫，“如有书差人等藉端滋扰，索取尸场规费分文者，严行惩治，以苏民累”。再如咸丰八年上海县正堂刘上任以来谕示：各类浮尸相验之前搭建“尸场、棚席厂费”等皆由其“捐廉给发”，后规定此项费用定由同仁辅元堂“堂内发给备用”。清末负责当地浮尸收瘗的吴淞息影公所系里人顾桐等“以沙灾赈余款创建”，同时禀准苏松太道袁“拨公地筑屋五楹”以为“浮尸路毙待殓之所”，由商董盛如玉等“续筹捐款”维持。可见清代善会善堂和地方政府都要求为各类浮尸相验搭建篷厂，使其免于暴露，相关费用来源亦有明确保障，体现了对浮尸的人文关怀。
浮尸相验的目的主要是确定浮尸产生的原因真相，让意外溺亡者尽快入土，让刑事案件受害者昭雪。清代以来浮尸相验规则更加细致、相验内容更加全面，如汉阳敦本堂救生局规定各类浮尸先由地保验明男女、约略年貌及衣履佩带，“各件逐一出具报单”以备查询。芜湖大江救生局规定捞起浮尸后亦先由保甲验明男女、约略年貌、衣服佩带，亦需“各件逐一列具报单”。嘉庆金陵救生局规定浮尸打捞后由坊甲验明男女、面貌、约略年岁及身穿衣服、鞋袜佩带，“各件逐一唱报，居中登载瘗旅底簿”，以备查寻。汉阳敦本堂救生局、芜湖大江救生局、金陵救生局都是发现浮尸后先由浮尸发现地地保、保甲初验，虽是初验，但相验内容、程序本着对浮尸负责任的态度，都有一定的规范流程。无伤浮尸由当地浮尸收瘗组织掩埋，有伤尸身则需由地保、坊甲报官相验，由官府负责刑事侦查。同治五年金陵救生局规定捞起浮尸“见有伤痕，恝然不理，即非局本意，若误埋有伤之尸，亦犯律条”，这对地保浮尸初验提出了明确的法律责任要求，体现了对浮尸的负责态度。
相对于地保、坊甲公务性的相验浮尸，浮尸收瘗组织本身负责人参与到浮尸相验中更能彰显对浮尸负责任的态度，如戚家矶救生局捞起浮尸后即由救生局“局董亲往验明”浮尸有无衣物、年貌多少等具体情况。浦江救生轮船捞起浮尸后“由委员司事告知果育堂董带同地甲查验”，有伤者由“地甲禀县相验核办”，地甲初验与县府相验都须将浮尸年貌衣履、身伴有无对象、船户是否认识等情况“立册登载，开单粘贴被灾之所，听尸属指认”。泰兴县救生局规定捞获浮尸后，由救生局董事“鸣知坊甲”共同验明男女、年貌及衣服、鞋袜、佩戴各件情形。相验所得浮尸具体信息都要登载底簿、刊登布告，以便尸亲查找。浮尸收瘗组织本身的公益性使其董事参与到坊甲浮尸初验时，能够起到相应的监督作用，避免坊甲独自初验时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更加公正地记录浮尸初验结果。
在相验浮尸是否有伤的细节中，清代中后期有较大变化，如嘉庆时江宁府浮尸出现后无论有无伤痕都先要“报官相验”，由官府判定浮尸有无伤痕；到光绪后期江浦县发现浮尸时则先由地保初验，地保相验无伤浮尸则由善堂收瘗掩埋，若地保相验发现浮尸有伤，则由地保“报官相验”，“听官办理”。因光绪时有伤浮尸才会“报官相验”，而非嘉庆时所有浮尸都要“报官相验”，由官府确定浮尸是否有伤，可见嘉庆到光绪时期浮尸相验的程序更加简便，降低了官府的行政成本，但也增加了地保的工作压力。当然，这样能让无主无伤浮尸迅速被善堂收殓下葬，应是对无主无伤浮尸充分地尊重了。
清代浮尸相验经费经历了一个私人捐施到善会善堂固定给发的过程，相验经费的固定有利于摒弃浮尸相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等弊端。如同治八年二月江苏要求地方官相验有伤浮尸时“严禁书役人等需索分文”，相验过程中所需具体费用“均由该厅、州、县自行捐廉给发，不许向民间分派丝毫”，使得浮尸相验的主要参与者邢书、仵作等难以继续借端敲诈地主地邻等，只得全力相验浮尸。这一规定的实施算是堵住了相验过程中的相关制度漏洞，有利于浮尸相验健康有序进行，保证相验结果的准确。上海县浮尸报验时每有不肖胥役向地主尸亲索诈验费，“最为恶习”，因而刘正堂自咸丰八年上任后要求相验“应需一切船、轿、夫马及刑仵各役饭费等项费用”先由其“捐廉给发”，因“以费为官捐，恐难为继”。同仁辅元堂乃规定相验时饭食等项一应杂用“概堂内发给备用”，既避免了官捐的不稳定性，亦避免了尸亲、地保、邻佑人等再被邢书仵作敲诈索扰。上海相验所需经费由“捐廉”转为“堂捐”能够更加稳定地支付邢书仵作的浮尸相验酬劳，使其更加负责地相验浮尸，避免了其因酬劳不济，借端索需，滋扰地方，从而干扰浮尸相验结果。浮尸相验的资金皆来之不易，故浮尸相验过程中的资金使用管理相当细致。以嘉庆时江宁府的资金使用为例，浮尸相验过程中共有尸格钱、朱墨笔钱、布钱、芸降香钱、烧酒钱、芦席钱、纸张钱及12种饭钱，共计19种开支，除前7种属于相验浮尸所必需外，后面12种各类杂役之“饭钱”略显繁杂，虽有巧立名目之嫌，但已尽可能将衙役借以敲诈地主地邻的项目费用明确作了规定，断绝了其可能借端敲诈钱财的心思，只能“专心”于浮尸相验本身，作出对浮尸更加准确负责的相验结果。
浮尸殓毕下葬之前，多会存厝待亲前来查认。清代无主浮尸相验完毕后，一般会在浮尸收瘗善会善堂或官设义冢中专辟一定区域进行停放，并标注浮尸具体特点待其亲属认领。如嘉庆时期江宁府无主浮尸经官相验后由善会善堂“出棺盛殓”，“交坊甲停放官设义塚”，“立标注明”浮尸性别、老少、服式、面貌等情况以待尸亲查认。钱江救生局亦曾备“平屋两所”，其中一所即用于“厝尸柩待认”，尸躯须“记明服色，成殓棺木”以存厝待认，若在规定时段内无亲属前来认领，再将浮尸埋葬。杭州富阳县的同德会成立后“专任打捞浮尸”进行收瘗，邑人王江会等人捐输的“愿金”部分用于“造屋以备权厝”，存放待葬浮尸棺木以备尸亲查认。上海救生系统规定停尸待认过程中会将相验浮尸所得年龄、体貌特征、服饰等具体信息张贴于依据捞尸船员所提供的捞尸地点，以便尸亲前来认领。这些措施规定有利于浮尸相验后待其亲属循标注特征前来认领浮尸，亦避免了仓促埋葬浮尸后其亲属前来相认时反复挖掘浮尸的弊端，体现了对浮尸的尊重。
二、浮尸下葬及随身财物处置中对浮尸的关照
为避免尸亲反复掘坟开棺查认浮尸是否为其亲属，造成对无主浮尸的伤害，清代浮尸埋葬时多会经历二次收瘗。如同治五年金陵救生局规定捞获浮尸后先简单地“暂为掩埋”，标注信息“以俟其家之改葬”，但若日久无人来认，待救生局局用稍宽时“即行备棺以葬”，可见同治时金陵救生局捞起浮尸第一次掩埋时并未置备棺木，仅是浅埋，以便尸亲查认并取走尸骸。若长期无尸亲前来认领，确定其为无主浮尸后则会置备棺木，将其隆重深埋。钱江救生局规定捞得浮尸后将相验所记浮尸信息记明，然后“浅埋隙地，插标召认”。浅葬是为方便尸亲查认时能够方便取走遗骸，如一年后无人识认，则需“报明各该管官，抬埋义冢，立石镌刻年貌备查”。一年后无人认领可视为真正的无主浮尸尸骸，此时不能继续“浅埋隙地”，而要抬埋义冢深埋，并立石碑“镌刻年貌备查”，仍待其亲前来认领。清代战乱、天灾后出现的群体浮尸亦会经历二次收瘗，如清军破苏州城时产生的浮尸收瘗分为两次，第一次收瘗主体是“先避难城外者”，目的仅是防止“暑气盛”时“面目皆不可识”的腐烂浮尸引发疫病等次生灾害，将这些腐烂浮尸“积薪门首，焚诸遗骸”，随后“聚其骨于山城之阴”，但“每遇风雨，万鬼啸号”。时人亦觉如此简陋的收瘗不够彰显仁义关怀，故曹元征等士绅“纠财择地”，进行二次收瘗，将这些浮尸骸骨“合葬一冢”，使其不至于暴露荒野而能入土为安，算是对这些浮尸尸骨最大的人文关怀了。
浮尸收瘗正式在义塚安埋时会标注清楚浮尸相关信息，以备尸亲根据标注信息前来查认。如晚清峡江救生船章程规定救生船捞获浮尸后，无论男女“并立石碑一块”，“碑上只刻号次匠册，分注男女”，以备查考；《川东官设救生船章程》规定收埋浮尸时须立碑时“碑注某年月日在某处捞获男尸或女尸字样”，便于尸亲认领。巴县至善堂收埋浮尸时，抬埋“须要按棺标明年月、号数”，依序鳞接埋葬，不可“损步搀葬”，致使尸亲无法查认。丹徒县普仁堂收瘗无主浮尸时地保责成土工掩埋义冢时须“标签为记”，堂董于各尸来历“俱查明登册、填为联单”，地保及送堂之人均要书押后“存官备案”，便于浮尸埋葬后仍能为其亲人根据“联单”信息查找。安庆望江华阳镇救生局规定无主浮尸由救生局收敛安葬时须“填册开具衣服、年貌编号”，并将这些信息刻于墓碑“以俟认领”。清代埋葬浮尸时浮尸相关信息或标注于墓碑、或标注于号册，虽详略有别，但都为方便尸亲查寻，人文关怀氛围浓厚。
在浮尸埋葬细节方面，清代对无主浮尸埋葬用度、坟茔形制等均有具体细致的规范要求，体现了对无主浮尸关怀的认真程度。
无主浮尸埋葬之后，义冢须时常维护，防止尸骨暴露，如同治时大冶县培善堂将募捐得来的二百余串文钱存典生息，息钱于“岁届清明”时取出，用以培修已经坍塌的浮尸墓冢，以示关怀。汉阳敦本堂救生局要求收埋无主浮尸后坟茔如草率不坚，三年内若有坍塌，则需寻原抬埋土工培修，三年后坍塌者，则“随时修补”。芜湖大江救生局规定浮尸埋葬后坟茔若有坍塌，“随时着土夫培修”。戚家矶救生局规定浮尸棺木下葬后，若遇坟冢坍塌，则应“勿惜小费”，雇工挑土培补修缮。金陵救生局规定浮尸埋葬后坟茔倘有草率不坚，三年内有坍卸者，“即着原埋土工培修”，收埋浮尸的义冢由大庙僧人集中照料管护，并规定埋葬无主浮尸的义塚，皆不许居民樵木人等侵占及纵畜作践，倘敢故意侵占、作践埋葬无主浮尸义塚坟茔者，即由照管僧人“指名具禀、以凭提究”。无主浮尸因无子嗣培修其墓冢，故坍塌常有，因而清代善会善堂收瘗浮尸时多要求坟茔质量过关，三年内多不允许出现坍卸情况，若有坍塌的话多找原抬埋土工培修，三年后多延请善士照料，随时培护，或清明等节气定期培护，资金保障亦较为充足。
无主浮尸随身财物处理主要有两条路径，即浮尸收瘗组织处理与善士个人处理。浮尸收瘗组织处理无主浮尸随身财物较为正规且制度化，多禀存县库招领，如汉阳敦本堂救生局规定，埋葬无主浮尸时倘尸身带有财物，即“禀存县库，出示招领”。皖省体仁、救生二局规定捞获浮尸如有衣服及身带物件，司事当时查明，登记号簿后妥善管理，倘有尸属认领，须“照件给还”，不准隐匿。芜湖大江救生局规定溺毙人员或漂水浮尸的财物应该“禀存县库，请示招领”，倘有隐匿浮尸财物或向尸亲索要酬劳，“一经查出，禀官究治”。金陵救生局规定相验收敛无主浮尸时若浮尸带有书信、银钱、当票及其他财务时，须当场注明，交贮县库，“另单存局，仍请出示，招属认领”。焦山救生局规定打捞溺毙人员时捞获漂流物件及尸身所带物件，均需“呈验记存招领，匿者重究”。可见清代善会善堂处理无主浮尸财物时管理都较为严格，不仅需要认真登记禀存县库，而且对隐匿私藏有明确惩处规定。但若确实无法查找浮尸尸亲，其随身财物亦会得到善会善堂的灵活处理，如泰兴县救生局规定捞获浮尸尸身带有银钱等物，且长期无尸属前来认领，则将浮尸所带银钱的一半用于厚葬浮尸，一半赏给救生局打捞水手，处理亦较为灵活。清代个人收瘗浮尸时则将无主浮尸随身财物一并埋葬，如长沙府刘世杰在施棺埋葬茶陵邓姓浮尸时即将其“二十余金”的随身财物一并埋葬，并“榜衣履年貌于道”，后邓姓尸亲根据刘世杰所标注信息前来开棺查验时果然“于尸旁搭包中得二十余金”。可见清代个人收瘗浮尸时对无主浮尸财物处理较为灵活，或一并埋葬、或收藏保管，相对于上交县库招领较灵活，但这种灵活需要收瘗浮尸善士的德行操守来保证。
三、浮尸埋葬后岁时祭祀及关照尸亲中体现的人文关怀
传统中国，岁时祭祀逝者是忠孝文化的重要体现，而无主浮尸因无子嗣从事这一活动，清代官方或民间浮尸收瘗力量便承担了这一义务，彰显对无主幽魂的人文关怀，值得今天借鉴和反思。
清代对于无主浮尸的祭祀相当规范，多为一年二祭，也有一年三祭，如“峡江救生船会议章程”规定每年清明、中元二节时于平善坝、归州、巴东三处收埋浮尸的义地“焚化纸锭，钱二串文”祭祀幽魂，每年清明祭扫之费亟应“随时补置备用，不得拘定”，而每岁中元节时，救生局设盂兰会，延僧诵经或十日、或七日不等，执事斋戒沐浴，不得草率，“飘放河灯五藏，焚化冥纸三十石、河裟衣五藏”，用以“普渡孤魂”，所需费用需专款专用，即便是添置红船等“局中他事，不得支用，致干查究”。同治时宜昌府培元堂重新收埋当地浮尸义冢因年久坍塌而暴露的骸骨后，每值清明节时须“着人插青、焚化钱锭”，并于“中元大会食焰口，以慰幽冥”。汉阳敦本堂规定每届清明、中元节事堂董值事须“亲往普奠，焚化冥资”祭祀无主浮尸。芜湖大江救生局要求埋葬无主浮尸后，每届清明、中元两节时，董事须“亲往祭奠，分化冥资，以慰幽魂”。戚家矶救生局每年更不止两次祭祀，要求每年清明、中元、下元三节“均须多备钱纸祭扫”。皖省体仁、救生二局要求每年清明节及七月十五、十月初一这些“祀鬼之日”均需“置备香纸水饭，延僧设坛，施放焰口超度”无主浮尸。可见清代浮尸收瘗组织主要是在清明、中元祭祀无主浮尸，但长江下游经济较为发达、浮尸收瘗组织实力较为雄厚的地区亦会一年三祭。清代浮尸义塚官方岁时祭祀时不仅细节步骤、相应祭品等都有严格要求，祭祀经费亦有相当保障，体现了清代浮尸收瘗组织对无主浮尸的关照。清代个体善士对无主浮尸的岁时祭祀亦多，如因太平军兴致使“浮尸蔽江”，富阳人许廷询制椟捞埋浮尸于山麓后，“岁时祭以麦饭”。咸丰癸丑江苏扬城失守陷城，诸生徐福起倡议集资收瘗被屠戮漂流的浮尸“成四大冢”，从此徐福起家族便长期出资维护、祭祀这些浮尸的墓冢，光绪年间因水灾致冢渐坍卸，徐福起之孙徐恩煦复募集数百金检拾暴露的浮尸骨骸，修筑了13座墓冢进行埋葬，到民国时期徐恩煦季子徐悦之仍“率子侄祭扫”。这些浮尸收瘗组织或个人对无主浮尸的祭祀善举体现了清代对无主浮尸幽魂的关怀，显现了当时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
浮尸安葬之后，为让逝者无所牵挂，资助浮尸的亲人度过生活困难期则真正体现了对浮尸的关怀。如乾隆壬寅年陕西贾人程兟商同县人罗本初、石文举、薛云山、石芳凤集钱成立云阳浮尸会后，监生吴国瑞捐西门瓦屋三间、田一分、房屋两院，“按季收租”所得资金一个重要用途即“拯孤施食”，帮助有主浮尸孤弱亲属度过困难时期，彰显了对浮尸更高的人文关怀。当然，若不能践行这样体贴的人文关怀，最低限度亦要保证尸亲不被恶棍之徒敲诈勒索。如汉阳敦本堂救生局规定遇到已埋尸棺有尸亲前来查认，只要说明衣物佩带与“保正报单”相符，准其凭地保领回，土夫、保正不准借机向尸亲索谢。芜湖大江救生局亦规定浮尸下葬后有尸亲前来认领时只要说明年貌、衣服佩带等件，与地保报单相符，即准其起棺抬回，土夫、保甲亦不准向尸亲索谢。这些规定避免了浮尸尸亲被勒索敲诈，亦体现了对浮尸身后事安排的妥当。
清代浮尸收瘗除在具体收瘗过程及其细节中体现着对浮尸的人文关怀外，其浮尸处理原则“不问阶层、众生平等”从更高层面上体现了清代浮尸收瘗的人文关怀。清代日常浮尸处理过程中不问阶层，皆平等对待，如江宁府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乞丐浮尸也有相应的处理策略，即便乞丐溺毙于水，只要经丐头认明，查无别故，即可仍为丐头即系尸属，丐头即可“赴局请领棺殓、抬埋各费”，对乞丐浮尸进行收瘗。罗店镇怡善堂亦规定乞丐浮尸由丐头负责收瘗，“如无棺木，丐头到堂领棺殓埋”。对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乞丐浮尸都有如此照顾，足见当时浮尸收瘗过程中所秉承的“众生平等”的理念执行之彻底。
清代浮尸收瘗对死者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收瘗步骤与具体细节之中。打捞阶段要求浮尸收瘗善会善堂系统内部“击见即捞”，系统外人员打捞浮尸时则要求官方看明前又不得私自移动；待殓时不得任其暴露，必须搭盖尸场；相验时要求务尽详明；浮尸相验完毕埋葬之前多会存厝待亲前来查认；埋葬时多会进行二次收瘗，具体埋葬时要求“务得如式”，埋葬后必须时时培护；浮尸随身财物处置方面，无论善会善堂还是个体善士都力求物归尸亲；无主浮尸埋葬完毕后，清代官方和民间浮尸收瘗力量承担起了岁时祭祀、以慰幽魂的义务，同时尸亲亦会得到相应的照顾。总体来看，清代浮尸收瘗过程及细节中显现出的人文关怀方面，彻底公益性、官方岁时祭祀和不问浮尸阶层标准收瘗的特征十分引人注目，浮尸收瘗中对死者采取的种种人性化措施值得当下借鉴。
清代浮尸收瘗善会善堂的条规条例就清代的社会环境而言可算是较为完美的了，但在“完美”的制度之下，清代浮尸收瘗实际操作却与制度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使得清代浮尸收瘗实践效果达不到制度规定的那么完美。如清代中期江苏武进县安西乡士绅于嘉庆十七年成立北存仁堂处理各种无主浮尸路毙收瘗事务，规定浮尸相验中差仵饭食钱由北存仁堂捐给，并由北存仁堂堂捐棺殓埋无主浮尸，不许差仵人等额外敲诈勒索，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差仵人等各种敲诈不断，影响了北存仁堂的浮尸收瘗效果，直到《道光四年武进县知县汪[世]无属水陆毙尸由堂报验收埋碑文》仍在敦促若差仵人等还敢违例需索、凌辱堂董，地主恶棍胆敢冒充尸属借端滋扰，妨碍浮尸收瘗善举，允许“堂董指名具禀，以凭严拿，尽法重处，决不姑宽”，虽有如此严厉的规定保障浮尸收瘗善举，但敲诈勒索不绝。后《道光十三年武进县知县吴[时行]水陆毙尸乡图地保免协缉碑》还在要求若有差仵人等借端需索，“许即指名禀县，以凭究治”，可见差仵人等需索敲诈干扰善会善堂收瘗浮尸的弊端长期延续。除敲诈勒索等弊端外，许多善会善堂浮尸埋葬最后实际的操作者——抬埋工并不固定，多系临时找得，如戚家矶救生局、金陵救生局、无锡太湖救生局等多系临时寻找抬埋工或是半固定式的抬埋工，他们并不在救生局体制之内，救生局对其并无管辖之权力，为求其掩埋无主浮尸时能符合规制，多是给予“抬埋钱”以资报酬，金陵救生局要求“土工务须有呼立应，如临唤诿延，该地快甲随时禀候提究”，这种因土工系临时或半临时性质的迫不得已要用“禀候提究”来作为强力保障，既使得清代浮尸收瘗善会善堂完全公益的美好光环有些打折扣，亦反映出浮尸收瘗善会善堂无固定土工的尴尬。直到皖省体仁、救生二局内部为收埋浮尸才安排有四名常用土工，按季给发3750文工食钱，每葬棺一具，另给饭食钱100文，将土工纳入救生局系统之内加以管理，临时或半临时土工对埋葬方式、程序不熟悉导致的弊端才得以解决。同时清代善会善堂这些浮尸收瘗规定多是针对的个体无主浮尸，一遇较大灾难而出现大量无主浮尸时，这些善会善堂的日常浮尸收瘗规定则会被忽视，一切从简，如雍正二年东台县“被潮，溺死者无算”，邑人缪遇贤“典质购绳席”，雇人掩埋千余具浮尸时仅以绳席包裹。咸丰癸丑江苏省扬城失守陷城，居民被诱至响水桥边屠戮，浮尸顺流经五里庵旁，诸生徐福起集资数百千文后仅在马家涵边挑掘四个巨坑以“分葬男女”，因浮尸过多，并无其他葬具。可见清代因天灾人祸导致的浮尸大量出现时，浮尸收瘗则并不会按善会善堂个体浮尸收瘗条规进行细致收瘗，多是便宜行事，简单收瘗，善会善堂看似“完美至善”的浮尸收瘗规则必须在一定限度的浮尸数量内才能被较好执行。
总的来看，清代社会各阶层多积极投身浮尸收瘗等善举中，故当时产生的众多浮尸会得到较好的收瘗。虽然具体浮尸收瘗过程中产生的效果与善会善堂等制定的较为完善的浮尸收瘗制度之间有一定差距，但整体而言，清代浮尸收瘗过程中具体收瘗细节处处体现出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基本做到了“死者免暴露”。特别是浮尸收瘗善举不问阶层、众生平等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及完全无偿地服务于各类浮尸的公益服务精神，值得当下借鉴。
（原载《学术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7—125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