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撰修与宗祧承继
——以祁门高塘王氏为中心
复旦大学历史系 刘猛
【摘要】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继嗣是绵延家族最重要的保障。乏子无嗣家庭，为了承继宗祧和继承财产等，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立嗣，在最重宗法的徽州更是如此。祁门高塘王氏为继子在谱牒中的记载是名列继父位下，还是吊归本生父的问题，引发两支裔的纠纷，甚至进行了近一年的诉讼。纠纷始于鸿村支裔倡修族谱，过程主要分为鸿村支裔控诉、鸿村许村两支裔互控和结案等三个阶段，最终以知县裁定舜二长房吊入继父名下，次子吊归本生父位下而告终。诉讼的实质是宗祧确立与延续问题，与高塘王氏两支裔的谱牒认同、宗子身份和祀产承继等诸多利益密切相关，其最终也导致了高塘王氏“四族遂涣而不萃”。
【关键词】高塘；继嗣；宗祧；谱牒；纠纷
在传统中国，如何保证家族绵延长久是家族成员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而继嗣问题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宗族势力控制较为严格的徽州社会更是如此。学术界对徽州社会的同姓和异姓承继等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对谱牒中有关异姓继嗣者及其上谱论争和控制功能等问题做了探讨。
但是，目前对于继嗣问题中同姓承继者上谱有何规定；在上谱过程中是否有争论；如若本生父位下子孙断绝后，是否需要回归本支等问题涉及较少，其相关资料尚待进一步的发掘。乾隆五十七年（1792）祁门《高塘鸿溪王氏家谱》附录《广三公继舜二为嗣全卷》，或可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祁门高塘王氏关于继子到底在谱牒中应归于何人名下的问题，鸿村、许村两支裔产生了一场纠纷，双方甚至不惜对簿公堂。
一
高塘，地处祁门县西百里处。宋朝时，祁门全境共设置七乡二十三里，仙桂下乡即辖有高塘里。元朝时，全县置六乡二十二都，合并仙桂上乡、仙桂下乡为一乡，高塘为二十二都。明清时期，祁门仍设置六乡二十二都。第二十二都辖有鸿村、查源等村。据《安徽省祁门县地名录》记载，高塘现为村委会驻地，距新安南
图1：祁门新安乡地名图
资料来源：祁门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安徽省祁门县地名录》，上海：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1987年。
根据现存谱牒资料记载，“王”本为“姬”姓，系出王子晋，子孙以王为氏。其郡望有二，曰太原，曰琅琊。祁门高塘王氏为琅琊王氏后裔。东晋时，丞相王导由琅琊迁居江左，“琅琊之望，盛于江左”，经过十六传至唐丞相琅琊简怀公玙，再三传至王璧。
王璧为新安王氏始迁之祖，字“大献”，故后世称其为“大献公”。唐乾符中，王璧“与婿郑传倡义集众，保障州里，刺史陶雅屡奏其功，历补军职，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后官至祁门令，遂卜居祁门县城西部百余里的苦竹港，后世居于此。王璧生子九人，“或居城居乡不一处，其它皆外徙，支派蔓延，遍于徽、饶、池、宣、楚、黄诸郡邑，科第仕宦，绵绵相继，可谓盛矣”。王璧长子思聪公、孙敬璋公居高塘查源。至敬璋公十一代孙万一公，生子六人。长子原一公叔明、原二公叔原无传。五子科五公叔祥留居查源，三子原三公叔振迁居鸿村，四子科四公叔善迁居车坦，六子科六公叔良迁居许村。
鸿村王氏即为“敬璋公十二代孙叔振公由查源以迁者”，自叔振公迁居鸿村以后，四世单传，至积庆公生有四子，为鸿村四大房支祖，“嗣后以兆行者十，以素行者二十三，以晋行者五十一，以宜行者百有九，以荣行者百七十一，庠序仕藉，世世有之”。
本文所示纠纷双方即为鸿村原三公后裔和迁居许村的科六公后裔。
现存资料显示，祁门高塘王氏有多次修谱的活动。王氏的《统谱》，创自于北宋端拱己丑年（989），元朝元统乙亥年（1335）再次刊行。至明朝洪武壬午年（1402，即建文四年）再次纂修。正统己未年（1439），舜二公子宏远、孙仕忠等纂修《统谱》。正德乙亥年（1515），王宠、王舜臣等纂《新安王氏统宗世谱》。参校者有王素敷、王素贤、王良贵、王莘等人。嘉靖庚申年（1560），王应斗等纂《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刊行。
乾隆五十六年（1791），“自《嘉靖谱》后迄今又二百三十余年，缺而未续，裔孙明经信，邑庠生大治、凤辉、国学、元辅，以统谱之难也，欲集思聪公后四族合修之，以为《宗谱》”。正是此次修谱，鸿村支裔在参考《正德谱》、《嘉靖谱》时，发现“不知因何又将舜二一支吊回生父名下，竟令广三继产两空。今生族复议修谱，有欲以舜二当年既经出继广三，自应确遵正统间谱为是。王祖福、同志等又以正德以后重修，舜二俱改吊生父位下，不可更改，以此众论纷纷，从违无定”，便出现了本文所说的入谱纠纷，最终造成了此次修谱成了鸿村王氏“独有续修之举”。
二
王氏两支裔纠纷始于鸿村支裔倡修族谱，因舜二公列名问题，鸿村、许村两支裔发生了入谱诉讼。按《广三公继舜二为嗣全卷》所载，此次鸿村、许村两支裔的诉讼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鸿村支裔控诉阶段。乾隆五十六年（1791）
王信等人在禀词中称，此次续修谱牒，因舜二出继广三为嗣，欲遵《正统谱》将舜二列入广三名下。许村支裔王祖福、同志等因《正德谱》已将舜二吊回其生父位下，不可更改，双方争执不下。故将旧谱谱序、万一公支下世系等，详细罗列上呈知县，请求知县裁决，以便平息事端。随后，时任祁门知县韩藻做出批示，认为舜二既然已经承继广三，自应归于广三一支。而重修谱牒时，将舜二吊归生父名下，“谅非无因，候饬家族长邀同族众，查明妥议，具覆察夺”。
乾隆五十七年（1792）
乾隆五十七年（1792）
乾隆五十七年（1792）
第二阶段为鸿村、许村两支裔互控阶段。在前一阶段中，许村支裔尚未对鸿村支裔的控告有大的反应，在本阶段许村支裔也对鸿村支裔进行控告。
乾隆五十七年（1792）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同日，许村支裔王祖福等以“为情非一面理当观全事”上禀知县，为支裔将舜二公吊归本生父位下作辩解。禀词称正统年间修谱时，前人将锜一公第二子舜二公入继广三公为嗣之时，锜一尚有舜一、舜三二子支裔。但是，正德重修谱牒时，鸿村支裔王素敷、素贤、良贵等，因见舜一、舜三二支只有少数孤老存世，恐锜公一支无传，故将舜二吊入锜公支下，使生父不致断绝。如今舜一、舜三两支确实无一人，只有舜二支裔承祀，“今若将舜二支复吊广三公名下，试问锜一公支谁为奉祀乎？抑令斩绝乎”？认为此事已去二百余年，且鸿村支裔曾参与其事，如今又恃富生衅，欺负贫弱，依仗王盛化相帮把持，扬言将许村谱牒销毁，听任鸿村支裔独自修谱。请求知县“廉明德政，肯恩作主”。吴嗣蕙批“已据差禀具到批讯矣”。
第三阶段是本案的结案阶段。在双方呈献禀词后，时任祁门知县吴嗣蕙要求双方快速投讯，并很快进行堂审。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同日，王信等上禀知县，请求发给信谳。禀词称：正统原修《宗谱》，为舜二之子宏远掌修，已经载明舜二出继广三为嗣，不可更改。因在庭审中王祖福、王同志、王光、王辉、王洋福、王问萱等众口一词，供称其为宏远宗子才三一支，而“堂谕宗子不得出继”，最终裁决“才三次子宣八承祧锜一，其三子宣十、四子宣十六与宗子宣四承祧广三，是锜一与广三皆不斩绝，皆得血食”。认为“真是仁恩普遍，施及存亡。非惟昭正统原修之是，示正德嘉靖重修之非，且使自今以后，源源修葺，总得正直之归，永无偏陂（颇）之患矣”。为了“定论于今，复见刊载谱内，永垂不朽，永戴洪恩”，恳请知县能够发给信谳。吴嗣蕙批示“业经堂讯，无庸发谳，且查尔等呈词，又与堂断不符，速换具遵结送核勿迟”。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同日，王信等以“遵断具结两粘叩取事”上禀知县。禀词称鸿村支裔遵守堂断结案，换具依结，请求知县饬令王祖福等亦遵照堂断。王信等具结：“实结得，生以从违无定等事，请示修谱一案，奉恩犀审，断令舜二仍吊归所后父广三位下，即以舜二长房承祧。其本生父锜一乏嗣，即以舜二次房承祧。生等遵断所具依结是实。”吴嗣蕙批示“据呈依结附卷，速饬王祖福等具遵勿迟”。
乾隆五十七年（1792）
至此，乾隆五十七年（1792）《高塘鸿溪王氏家谱》所附录的《广三公继舜二为嗣全卷》全部结束。
三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宗祧是一个宗族得以延续的根本，继嗣是绵延宗祧最重要的保障。一个宗族之中，宗祧一般由嫡子承继，而其他众子则另立宗祧。如果乏子承继，则要立继以承继宗祧。诚如一些谱牒中所说“夫继绝世，此王政也。立继以绍宗祧，大义昭然”。乏子无嗣家庭，为了承继宗祧和继承财产等，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立嗣，遂出现了族内过继和异姓承继的现象。作为宗法色彩颇为浓郁的徽州社会，更是如此。高塘王氏鸿村支裔广三公乏嗣，便立许村支裔舜二为嗣，多年后便有了此次入谱纠纷，甚至不惜对簿公堂，颇能为这种现象作注脚。
综观整个纠纷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祁门高塘王氏两支裔的纠纷，表面是关于舜二公在谱牒中的记载是名列继父位下，还是吊归本生父的问题。两支裔虽各执一词，然而究其实质，实为各自宗祧的确立与延续问题。祁门高塘王氏两支裔关于宗祧继承的争论，主要反映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继子回宗问题。本案例反映的宗祧继承问题，主要是继子回宗问题。当时双方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两支皆出现了子嗣继绝问题，正统年间，舜二出继，是因为鸿村支裔广三公无嗣，故而鸿村支裔坚称，舜二公必须为广三公承继宗祧。许村支裔自正德年间修谱之时，舜一、舜三二支只存孤老数人，到乾隆年间则舜一、舜三亲支果无一人，故而已承继外支的舜二公乃是锜一公承祀的不二人选。因此，双方在面临非常现实且严重的继绝问题时，皆要采取各种方式保住宗祀。
关于继子回宗问题，《大清律》的规定是有条件的。在所养父母无亲生子的情况下，继子是不得回宗的。“若养同宗之人为子，所养父母无子（律上注：所生父母有子）而舍去者，杖一百，发付所养父母收管。”其律后注亦云：“若因无子，而于同宗中择尊卑相当之人，养以为子，既受抚育之恩，即其父母矣。所养父母后无亲生子，而所养子则舍去者，杖一百，仍发付所养父母收管。”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立嗣继绝的实施，以维护宗祧继承之法。不过，在其“所养父母无子”之下又注有“所生父母有子”文字，表明继子回宗是有条件的。而关于继子回宗，实际上会有多种情况出现。《大清律》又规定：“若新养父母有亲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者，听。”其“律上注”曰：“若有亲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是两项。或所养有子，或本生无子，并得听还，非谓必所养有子，而又本生无子也。观‘及’字义可见。《指南》诸书皆谓‘欲还者听’兼三件说：一则所养父母有亲生子，欲将其子送还；一则本生父母因无别子，欲讨还其子；一则为子者因所养有子，本生无子，自欲还也。否则二处父母欲还者，何以断之耶？此说可谓推原入微。”总之，立嗣养子一般是不得回宗的，以维护宗祧继承之法；同时又规定在某些情况下，继子欲还者听，继子回宗是有条件的。此时的实际情况是，原有继嗣双方皆已亡故，很难以此为据，故知县最后判决：“将舜二仍吊归广三公位下，其锜一公虽现乏嗣，将舜二公生子长仍归广三，次吊一支于本生父位下，以承祧祀”，这似乎是一个折中之法，然而，它既遵守《大清律》规定，维护了宗祧继承之法；又考虑到高塘王氏两支裔的实际状况。应该说知县做出的判决是得当的，同时保证了“生父、继父均有接绍”，两支宗祧亦得以顺利承继与延续。
第二，维护宗子身份问题。鸿村支裔为祁门高塘王氏的大宗宗子，“自思聪公至叔振公，皆世为嫡长，则继别为宗也。以宗法论之，鸿村一支，乃尚书之宗子也。夫固他徙诸族人，所宜祭祀必告，冠昏必告者”。而王祖福所主张的宗子，则为舜二公子宏远的小宗宗子，“讯据王祖福、王同志、王光、王辉、王洋福、王问萱，众口一词，同供伊系宏远宗子才三一支”，且王祖福在禀文中亦称“身支长房”。
两支不同的宗子身份，导致两支不同的利益诉求。所谓“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也”，故而作为高塘王氏大宗宗子的鸿村支裔，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本支人口的繁盛与权力。根据诉讼中提供的谱牒资料可以看出，鸿村支裔嫡派宗子的势力较强，而如何保证在竞争中大宗宗子首先拥有人口数量的优势，以防在长远的未来出现沦为小姓的危险，是鸿村支裔需要优先考虑的。王祖福等小宗宗子成员，则为了维护本支的既得利益，保证本支成员不沦为承继外支者。由于“宗子不得出继”，知县最终裁定“将舜二仍吊归广三公位下，其锜一公虽现乏嗣，将舜二公生子长仍归广三，次吊一支于本生父位下，以承祧祀”。王信等亦做出部分让步，称“应在于伊等以外，吊一支于本生父锜一位下”，这应是王信等人在案件审理结束之时所作的妥协和坚持的最后底线。
第三，家族财产承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广三公的祀产问题亦是此次案件的影响因素之一。栾成显先生在论及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异姓承继时，认为“保全家产为异姓承继的重要经济因素”，本案所涉及的族内继承亦是如此。根据《大清律》的规定，“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若立嗣之后却生子，其家产与原立子均分”。如果承继父无子，则家产为承继者所继承，本案中舜二公即是继承了广三公的全部遗产。鸿村支裔王信等人认为，当舜二公回归本宗时，势必会将家产带往本宗，此举必定会使得“广三继产两空”，故而强烈反对将舜二公吊回其生父名下，这才引发了祁门高塘王氏两支裔之间的纠纷。广三公的继产问题，亦成为此次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无论如何，此次入谱纠纷中，时任知县吴嗣蕙为确保两支裔皆能承继有序而不至断绝，对本案的判决做了些许变通，“着舜二仍归广三，俟舜二生有子嗣，其长子仍归广三支下，次子吊回本生父锜一承祧，庶生父、继父均有接绍”。然而，吴嗣蕙所采取的折中办法，对于两支裔来说都是不能完全接受的。许村支裔在判决后再次提起诉讼；而对照乾隆五十七年《高塘鸿溪王氏家谱》可以发现，谱中所记载的世系，仅限于存一公和存二公等鸿村支裔，入继广三公的舜二后裔未能入谱。可见“此《鸿村王氏家谱》，所以独有续修之举”，而高塘王氏“四族遂涣而不萃”。
祁门高塘王氏两支裔为继子到底在族谱中归于何人名下的问题上，最终不惜对簿公堂。“继嗣一事，必致谨焉，明所重也。”或许正是类似于王信等人的坚守，才使得徽州逐渐形成了“其风最为近古”的宗族社会。但是，上述结论仅仅根据现存的资料得出，依然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在此次诉讼中，主要是围绕着鸿村支裔与许村舜二公支裔展开，而高塘王氏其他族众的态度如何？其相关资料尚待进一步的发掘。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3—180页。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