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台湾史与中国大陆关系的重新审视
陈支平
摘要：关于早期台湾史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我们坚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与论说，然而作为以追求历史真实性为宗旨的历史学界来讲，光有这个立场与论说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有责任和义务寻求出尽可能多的论据，来充实“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一历史命题论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列岛的考古发现一直未能引起大陆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事实上，这些考古发现足以证实早期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紧密关系，是任何一个域外地区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本文利用这些考古资料，对早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以及早期台湾与中国海洋史的关系，作一重新审视。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有坚实的证据了。
一、早期台湾史研究的“口头禅”式误区
关于早期的台湾历史，中国学界以及推而广之的社会各界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论说，这就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流行性论说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作为以追求历史真实性为宗旨的历史学界，光有这句流行性论说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这一流行性论说也遭到了海内外诸多学者以及部分关注海峡两岸关系的各界人士的质疑，甚至嘲讽。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寻求出尽可能多的论据，来充实“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一历史命题论说。
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似乎也十分重视这一命题的论证，但由于早期文献史料的稀缺，这一命题的论证显得相当艰难。尤其是有一少部分学者为了论证这一命题，不惜在某种程度上以曲解文献史料记载的方式，来敷衍成篇，以讹证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严肃的学术与政治命题，逐渐落入了“口头禅”式的误区。
举许多中国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有关三国时期台湾就归属中国的记载为例。我们只要查阅原书，就可以发现这种引证似是而非。葛剑雄说道：“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都强调早在三国时期孙权就派卫温、诸葛直到了台湾，以此证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却从未讲到卫温、诸葛直去的目的是什么。（谭其骧）老师让我们查阅史料，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去掳掠人口的。书本以此证明大陆跟台湾从那时起就是友好往来，这一方面是歪曲历史，另外对促进两岸统一也没好处。”
这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解说，其出发点也许是用心良苦，但是这种做法对于严谨的历史学来讲，未免有失严肃；尤其是对我们理直气壮地对外宣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庄严立场，并无益处。近年来，我因为组织编撰多卷本《台湾通史》的缘故，接触了许多有关台湾半个多世纪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对于早期台湾历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从这些台湾岛内新发现的考古发掘资料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早期台湾历史与中国大陆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从而可以以比较坚实的史料，论证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论说。
二、从考古学资料看早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和一般的社会人士对于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成就知之甚少，其原因是双方面的。从大陆学界这方面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大陆各地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许多考古新发现足以震撼世界学术界，而孤处海中的台湾岛，似乎缺乏早期显著的文明传承历史，在台湾开展考古学研究没有多少学术意义，尤其是不太可能出现“轰动效应”的考古新发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陆历史学界对于台湾的考古发现，普遍存在着一种“不屑一顾”的状态。从台湾岛内的这方面看，虽然台湾为数不多的考古队伍，恪尽职守、勤勤恳恳地在台湾各地不断地开展早期台湾文明史的考古工作，时有成果出现。但是由于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台湾的“台独势力”不断膨胀，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的倾向不断侵蚀着台湾的学界。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观察，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移台湾之后，台湾历史学界所关心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以大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为核心的。而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台湾掀起了“台湾史”研究的热潮。这一热潮的掀起，基本上是为了对应所谓的“台湾本土意识”这一政治理念而产生的。特别是有一部分具有“台独”意识的历史学从业者，利用研究“台湾史”的名义，从事文化“去中国化”的行径。凡是关于台湾史中与中国大陆有关联的文献、文物以及考古发现等等，或是予以曲解，或是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境之下，台湾岛内研究“台湾史”的学界，至今对于台湾本土的考古成就，同样也是处于一种基本“失语漠视”的奇怪状态。在中国大陆历史学界与台湾岛内“台湾史”学界的双重因素下，大陆学界对于台湾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自然就知之甚少了。
下面，我就利用台湾考古学界近年来的一些重要发现，来对早期台湾历史与中国大陆的相互关系做一重新审视。
首先，从自然地理变迁史上看，台湾属于闽台半岛华夏古陆的一部分，从福建沿海到台湾岛，在史前时期多次成陆地而连为一体。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和冰期影响，最迟在第三纪上新世时，台湾和沿海岛屿曾与大陆相连。早在更新世前期，由于地壳上升和气候变冷，沿海地区发生海退，海岸线向海洋推进，这时，台湾海峡海底露出水面，构成广阔的大陆架平原，台湾岛和福建沿海岛屿成了大陆的一部分。人类可以轻易地随狩猎的动物由华南来到台湾海峡及台湾其他地区，进而在台湾定居。早更新世后期，气候转暖，海平面上升，这时海水进入台湾海峡，台湾与大陆分开。中更新世前期，又一次地壳上升和气温降低，发生海退，台湾与大陆再度相连。此后，地球气候时暖时冷，海面时升时降，台湾与大陆的连接和分开交替出现。大约一万年前，即更新世结束，地球的气温开始回升，海平面开始上涨。在之后的1000年内，海平面上升了约140米。台湾方才跟福建脱开，成为一个海中的大岛。到6500年前，气温上升达到顶峰，气候温暖，海水高涨。此时的台湾地貌跟现在所看到的地貌完全不一样，山很高，河面很宽，冲积出来的平原面积不大。6000年前以来，海平面有所回落，台湾岛内的陆地也逐渐扩大。然而到了17世纪末，明朝万历年间因海防上的需要而绘制的《海防图》，从福建看台湾，只看到海上有几座大山，山与山之间是广阔的水面。西洋人更把台湾画成3个连续的小岛。现在我们看到的河口平原是从5000多年以来到最近400年，因山崩、土石流、台风等原因，泥石顺流而下，在河口冲积而形成的。直到18世纪前后，方才出现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台湾地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自然地理属性，为两地的生物往来和迁徙提供了天然的便利。
6000多年前，在海平面最高的时候，在北纬30°左右的大河口，如非洲尼罗河口三角洲、西亚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中游和长江流域下游，发展出人类最早的农业文明，有文字、有农耕、有定居的聚落。现在称为Malayo-Polynesian这个民族，即被学界通称的南岛语族的祖先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从华南向太平洋周边移动。6000多年来，Malayo-Polynesian这个族群一直在移动，以游耕、采集方式生活，没有发展出文字记录，乃至城邦等复杂的政治组织。他们擅长海上航行，从东亚的南部出发，向东到达太平洋上各个岛屿，向西到达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在这个大航海、族群大迁徙的浪潮中，台湾显然是最先到达的地方之一。最早乘船进入台湾的人群，就住在大山脚下的河口，海水淹不到的地方。由于是新开发的地方，物产相对丰富，生活比较富足，人口也就快速增长。
从目前台湾学界的考古发掘资料看，台湾史前文化最早阶段出现于更新世晚期，距今约5万到3万年，与整个东亚、东南亚比较，可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亦有学者称为先陶文化阶段。
现在的考古发现，台湾最早的史前文化是长滨乡八仙洞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滨文化，其遗址文物经碳14鉴定年代为距今2.5万到2万年，结束的年代在距今5500年前左右。过去认为的台湾最早的人类左镇人，经碳14检定距今只有3000年，并非台湾最早的史前人类。因而，长滨文化的发现改写了台湾史前史。而台湾西北部红土阶地发现的石器，通过苗栗县大湖乡网形伯公垄遗址发掘确认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其文化内涵和长滨文化不同，居住的生活环境也不相同，遗物反映的生活型态也有差异，是为“网形文化”。
目前在台湾尚未发现比本阶段更早的文化。从遗物的型态而言，网形伯公垄遗址出土的尖器、刮器、砍砸器等和广西新州地区的石器群相似，几乎是同类型的石器；而长滨文化是以石片器为主的砾石工业传统，无疑也和广西百色、上宋遗址及贵州南部兴义县的猫猫洞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说明了这些文化可能来源的方向是中国南部地区。近年来福建的考古发现，可以做为台湾同一时期的比对与发展，福建的文化类型反映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与发展。根据最近福建博物院研究人员所提供的史前文化证据，其遗址从旧、新石器过渡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早期，地层堆积连续、清楚，三期文化一脉相承，体现了较完整的文化序列。其中旧、新石器过渡期的石器打制技术与台湾长滨文化十分相似，说明两地之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有关系。
这个时代正是第四冰期晚期，由于海平面下降，今日的台湾海峡是陆地，人类可以轻易地随狩猎的动物由华南来到台湾海峡及台湾其他地区，进而在台湾定居。但是冰河消退，海水面逐渐上涨，较低的地区被水淹没，迫使人类往东西两侧移居。距今一万年前左右的全新世初期，台湾海峡形成今日状态之后，华南和台湾之间的交通断绝。亚洲大陆东南沿海今日的中国福建地区已经由旧石器时代晚期逐步演变为新石器时代初期，但是台湾东部的长滨文化可能因为自然资源丰富，继续保持其狩猎、采集的生活型态未曾改变，或因长期的孤立而造成文化发展迟滞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群到来才消失。西北侧的网形文化似也同样保持狩猎、采集的生活型态，同样结束的年代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群移入台湾西海岸北部区域之后。
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台湾的史前文化以“大坌坑文化”类型为主，从遗址的大小及文化层堆积型态得知，已经是定居的小型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边或海边、湖岸的阶地。年代依据遗址测定所得的绝对年代在距今6500—4500年之间，晚期也可能延伸到4300年左右才结束。这个文化的陶器通称粗绳纹陶，特征是手制，质地较松软，通常含砂，火候不高，表面颜色呈暗红、浑褐、浅褐色。器型简单，通常只有钵、罐两种。作为日常工具的石器的数量不多，种类也少，只有打制石斧、磨制石斧、石锛、网坠、石簇、有槽石棒等少量工具。一般相信，大坌坑文化人可能也使用不少竹木所制的工具。从出土石制生产工具如石锄、石斧等可以推测当时人已知农耕。
许多台湾考古学者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与福建、广东二省沿海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关连，尤其是发现在闽南沿海，以金门复国墩、平潭南厝场和闽侯溪头下层为代表的复国墩文化，以及粤东沿海以潮安陈桥、海丰西沙坑为代表的西沙坑文化，与大坌坑文化相当近似，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的不同类型或是有密切关连相互影响的二种文化。张光直拟测大坌坑文化与南岛语系民族祖先型文化相同，也许可以将南岛民族的祖先型文化从台湾大坌坑文化进一步上推至亚洲大陆东南沿海早一阶段的复国墩遗存。有的台湾学者则根据台北的大坌坑、台南的八甲村、高雄的凤鼻头遗址，陶器器型包括罐、钵、碗等容器，陶器外表纹饰多施绳纹、划纹，偶见贝纹，石器有磨制的斧、锛、镞等特征，指出其文化内涵与广东、福建的早期文化颇多相似。大陆东南沿海居民，由于长年在海中渔捞，海上航行经验逐年累积，有向海外岛屿拓展移民的机会。台湾大坌坑文化的居民，可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大陆东南沿海到达台湾。还有的学者根据台湾大坌坑文化与福建的壳丘头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下层、闽南的遗物均有部分类似性，加上澎湖菓叶A遗址的彩陶器型和彩纹，与昙石山遗址中层和溪头下层早期墓葬的彩陶具有类似性这些点看来，大坌坑文化可能与壳丘头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下层和中层等几个不同年代的遗存先后有过接触，显示当时的史前人类可能存在着从福建沿海一带经金门、澎湖而到达台南地区的这一接触路线。也说明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并非孤立于台湾地区，而可能透过物质交换体系与亚洲大陆东南沿海互动往来。
从生产形态上看，台湾的原始农业也深深受到中国大陆农业生产的影响，甚至是直接传承而来的。在亚洲大陆则从更新世结束阶段转变的初级农业逐步发展形成具有农业耕作体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些文化人群与分布在沿海地带的“富裕的采集者”人群相互结合，并在全新世中期偏早距今约6500年左右逐渐影响到台湾，就目前的资料应该是人群带着具有农业的新石器文化体系迁移到台湾西海岸南北，定居于沿海地带并逐步扩张于台湾的平原以及丘陵边缘，这些人群似乎遇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后裔，并且同化这些人群。这些带有农业的人群扩散到台湾全岛的平原、丘陵边缘以及澎湖群岛，构成全面性的分布，其生活形式主要以采集、狩猎、捕渔和初级的农业耕作，直到距今5000年前左右，带有小米、稻米等种子作物耕作的文化要素与人群再次从亚洲大陆东南沿海迁入或影响台湾西海岸南北，构成台湾史前文化的重大变迁。不但人口增多，聚落增大，而且还向山区迁移，进入不同生态体系，已经完整分布于全台湾各种不同的生态区域，可说是落地生根成为整个台湾的主人。
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台湾史前文化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依然处处可见。如这个时代分布于台北盆地与北部沿海地区至宜兰平原的讯塘埔文化，西海岸中部地区以及丘陵台地地区的牛骂头文化，西海岸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恒春半岛的牛稠子文化和东部地区以绳纹红陶为代表的遗存。此外，在西北部桃竹苗沿海及台地丘陵边缘得见和北部讯塘埔文化、中部牛骂头文化不同的“红毛港类型”文化（原称“红毛港系统”），在云林、嘉义以及台南市北半侧平原及丘陵边缘亦得见不同于中部牛骂头文化以及南部牛稠子文化的地方性文化体系，等等。台湾考古学者认为，这些文化都具有绳纹陶器的特质，不可否认台湾的绳纹红陶文化，确实和同一时代的福建昙石山文化有许多共同要素，显示二者之间的密切往来关系。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台湾这些区域性的绳纹红陶文化在各地区逐步演化发展为同一区域各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似的陶器形制局部发现于闽南到香港之间的亚洲大陆东南沿海地带，福建东山岛大帽山遗址陶器形制与台湾西海岸绳纹陶器类似，同时出土可能是澎湖玄武岩制造的石器，年代亦相近，二地之间相互往来的可能性极高。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台湾岛内所发现的文化遗址又有所增加。目前可以辨认的文化单位包括：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营埔文化、大马璘文化、大湖文化、凤鼻头文化、响林文化、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花冈山文化、丸山文化，以及部份地区尚未界定所属的遗址。这个阶段年代大致在距今3500—1800年之间，甚至可能晚到距今1600—1500年前，和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后阶段以及青铜时代相当。圆山文化以台北盆地北侧为中心并延伸至北海岸地区，以浅棕色素面的陶器为主，其文化特质具有许多外来移民的元素，其来源可能是广东沿海的海丰到香港之间。台北盆地同一时期稍早的芝山岩文化，则被认为是从浙南及闽北地区移民而来，近年来研究也证实和浙江南部与福建北部、闽江流域的黄瓜山文化具有密切关连，甚至可能是直接移民所致；植物园文化也可能受到福建南部印纹软陶的直接影响，北部地区这三个文化可说是这个时期与东南沿海地区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的少量青铜器已经导入北部台湾的圆山文化及土地公山类型。经过考古资料的耙梳，已有不少出土地点。如北部地区大坌坑遗址与土地公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大坌坑遗址的圆山文化层内曾出土一件小屯式青铜镞，土地公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为一件青铜斧。台湾南部地区同一时期大湖文化，在台南市麻豆区水堀头遗址大湖文化层中出土一件青铜尖器，伴出的陶器为灰黑陶，年代在距今2700—2500年之间。在东部地区的卑南文化，亦曾发现青铜手环、青铜刀。中国大陆青铜器之输入，虽然属于当时的偶发性之行为，但是由此足见在新石器中晚期阶段，中国大陆文化对于台湾史前文化的影响力。
距今2500—1800年左右，台湾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或可称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在台湾东海岸具有清楚金属器（青铜、铁器）输入的状态。台湾原住民的生产及生活形态也迈进了金属器与金石并用时代早期阶段，其延续年代为距今1800—1000年左右，局部可能晚至距今800年左右。从农业生产上看，这个阶段初期开始发展的芝山岩文化已有成熟的稻作农业，芝山岩遗址芝山岩文化层出土大量碳化的栽培种稻米，营埔遗址也发现稻米遗留，说明稻米等种子作物已是当时的重要作物，当然根茎类作物仍是主要的作物。从遗址中出土的其他食物渣滓，如圆山贝冢出土的贝类、鱼骨，鹿、山羊、山羌、山猪、狗的骨头；凤鼻头文化文化各遗址贝冢出土的各种贝类、鱼类骨头，山猪、鹿、山羊等兽骨，可知狩猎、渔捞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圆山遗址出土的狗骨头数量不多，也许是畜养的狗，而非作为人类食物。这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述，小米、稻米等农作物耕作技术，是台湾早期原住民直接从大陆输入的。
这一时期沿海平原大部分文化体系已进入使用铁器为主的金属器时代，东部地区浅山丘陵与中央山区部分的史前文化体系仍以石器做为主要生产工具，处于金石并用时期。此一阶段数据检视的结果初步显示，台湾的史前文化体系可能从西北部的十三行文化与东南侧的三和文化中晚期，开始进入以铁器制造、使用为主的金属器与金石并用时代，从三和文化的演变过程可以见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走入金石并用时代的景象，不论在日常生活遗留的文化层中或墓葬的陪葬品，都可见到相同的现象。西北部的十三行文化遗址目前的数据显示距今1800—1600年前金属器迅速替代石器做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至于西南部平原地区的情形则与十三行文化类似，已经大量使用铁器为主的金属器。但是迄今为止，在这些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尚未发现金属冶炼制造的遗迹。可以唯一得以解释的是，这些金属器特别是铁器的使用，首先来源外来文化的传入，而海峡对岸的华南区域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源头。
在台湾的金属器与金石并用时代，包括已经发掘整理的十三行文化、番仔园文化、大邱园文化、崁顶文化、茑松文化、龟山文化、北叶文化、静浦文化以及植物园遗址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命名的文化遗址单位，和在外岛、丘陵、山地地区已经发现尚未完全了解的大量遗址。这些文化年代在距今1800—400年之间。这个时候中国的岭南、福建已经进入使用铁器的历史时代，而澎湖也在唐宋之际成为带有汉文化的人群的移居地。十三行文化的日常用品以红褐色夹砂陶为主，外表常有拍印的几何形纹饰，数量较少的灰色细砂陶则饰有刺点纹，这些几何形印纹陶年代较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青铜时代的几何印纹硬陶略晚，纹饰也较简略，从植物园遗址的出土几何形印纹软陶与十三行文化早期近似，推测十三行文化可能是植物园文化接受东南沿海地区冶铁及烧制火候更高的陶器技术之后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期间，中国大陆的文献已经涉及台湾岛及澎湖岛的记载。距今约1800年的东汉时期，有所谓“东鳀”“夷洲”的记载。三国时期，东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吴国丹阳太守沈莹在所撰《临海水土志》中有进一步说明：“夷州在临海郡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父，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好以为饰也。”印证这些在中国大陆东汉及三国时期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大陆不仅长期以来与台湾之间密切的种族与经济文化联系，而且也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登陆台湾、澎湖列岛的人们。
从台湾旧石器晚期至公元十五世纪即明代前中期，台湾的考古发掘资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证实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命题。第一，地理位置上看，先古时期的台湾原属于中国东南区域的一部分，二者连接在一起。即使是到了距今一万年以来由于海平面的不断上涨，台湾与中国大陆南部区域之间形成海峡，但是作为大陆架的延伸，台湾依然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第二，中国大陆对于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不论是从种族的迁移，还是生产、生活等文明形态的传播，都是任何其他一种文明所无法比拟的。甚至可以说，台湾的早期史前文化，基本上是中国大陆南部区域文明的派生亚种，海峡两岸的文明关系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第三，自有文字文献记载以来，同样也是中国大陆的人们最先进入台湾、澎湖列岛，并且与之发生关系。以近现代国际法对于领土拥有的原则，谁先发现就属于谁，那么台湾与澎湖列岛理所当然地归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三、从考古学资料看早期台湾与中国海洋史的关系
上古时期从中国大陆南部逐渐南移的南岛语族，与稍后生存在中国南方沿海各地的古闽越族人一样，有善于渡海迁徙的习性。在地理环境变迁等因素的诱动下，这种习性一方面促使他们继续向海上迁移，寻找适合生存的土地，另一方面也会在适当的机会里，再回来台湾。在距今4200—3700年前，台湾的人群带着台湾特有的台湾玉所作的器具，顺着海岸向南走。以巴士海峡的巴丹岛和巴布烟岛为跳板，进入吕宋岛乃至整个菲律宾。同一时期或稍晚，台湾和福建、广东也有密切往来。近年来的研究确定台北芝山岩遗址的文化形态是闽江口一带黄瓜山文化的后裔，西南平原上的大坌坑文化晚期跟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也有密切的关系。台东卑南文化晚期到三和文化的文化形态，与上述的文化形态来源有所不同，被确定为跟菲律宾的北部吕宋岛有密切的关系。最近台南科学园区遗址出土文物，与6000多年前福建以南、海南岛以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许多相同文化脉络，例如都住在沙丘上、屋型为高脚屋，陶器、石器风格也类似。这一考古新发现支持了南岛语族源自中国沿海，否定源自更南边马来西亚等地的说法。从中国沿海开始，南岛语族有一批先到台湾，也可能有一批沿陆路南下到越南再跨海，呈现多路线传播。
由于受到中国大陆以及南亚地区外来文化的影响，上古时期台湾的生产生活工具以石器、陶器为主，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具有很明显的中国大陆南部的文化特征。然而由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岛内原住民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时期的陶器逐渐放弃原来的绳纹，出现精美的黑陶、彩陶，器型也有很大的变化，种类增加。与此同时，由于本土资源的优势，以及外来制作陶器等工艺的影响，“台湾玉”作为生活用品的重要标志，在台湾各地得到较快的发展和流传。尽管在原住民不同的族群或部落之间，经常会由于土地资源等生存空间的争夺，发生小型的战争，猎头的习俗因而产生。“猎头”这个动作的用意是在宣示部落的疆界，警告外人不得入侵。部落也开始出现围墙之类的防御措施。尽管如此，不同部落之间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贸易往来。那就是各地的遗址都出土用“台湾玉”制造的器具。“台湾玉”出产于台湾东部花莲县寿丰乡的丰田村，学名是“台湾闪玉”。普遍出现在全岛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遗址中，显示各部落之间藉由“交换”或各种其他型式的贸易而取得“台湾玉”。从东南亚一带的考古发现中也可以知道，在距今4000年前向菲律宾迁移的人群，也带着“台湾玉”同行。
原先迁徙到东南亚的南岛语族族人，逐渐散枝分布于南亚各地以及大洋洲的许多地方。而在距今2500年前后，一部分族人又越过巴士海峡，重新回到台湾南端的东西两侧。在东侧的卑南文化晚期的人群开始转变，由于受到中国大陆文化以及南亚、西亚等地文化的影响，成为拥有黄金、青铜、铁器、玻璃、玛瑙等新的物质文化，以及制造这些东西的高温烧制技术的人群。这些外出的人群，在南海的四周接触到来自印度的文明，学会了高温烧制玻璃珠和陶器的方法。千年之后，他们的后人又回到台湾，把这套高温烧制的技术带回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卑南遗址的上文化层墓葬中，出土的陪葬品中，有高温烧制的陶容器、石器、玉器和琉璃珠。其中的琉璃珠有242颗，全部出土于第六号墓葬。同一层的其他墓葬，也出土少数琉璃珠和少数铁块。在花莲的花冈山遗址近来也发掘到一个新的文化层，葬式是蹲式屈肢葬，以玉器和玻璃珠、金属器陪葬。台湾的考古学家认为，这显然是一个外来人群所建立的新文化体系。
这些新的物质文化彻底改变了台湾史前人群的装饰。原本以玉为主的装饰又加上以玻璃、玛瑙和金属制品为主的装饰。而这些玻璃、玛瑙和金属制品或是从东南亚地区交换而得，其中金属制品也有可能是从中国大陆交换所得。这种以原始“交换”为主的贸易体系，直到九、十世纪及唐宋时期福建商人兴起，方才改变。从此，台湾的原住民开始逐渐远离南岛（Malayo-Polynesian）的文化体系，而形成岛内的复杂文化。这些放洋回归的人群，由于拥有不一样的制造技术，也许就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鲁凯和排湾族的贵族制度的起源。时间的跨度大概是在距今2500—1000年前。
在距今1000年之前，我们对于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认识，最为可信的当然是考古发现了。在距今1000—450年之间，台湾的西海岸地区已经进入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有些许文字记录的时期。在沿海地区，玻璃珠和玛瑙珠已经很常见，可是山区还是少见，这是因为运输和转换是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在澎湖出土了大量在此期间产自中国大陆的各类陶瓷。台湾本岛西部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确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东西，如新北市十三遗址的十三行文化层出土了鎏金青铜碗、旧香兰遗址出土少量的硬陶、台东外海兰屿岛上出土高丽青瓷等。台湾考古学家刘益昌和王淑津比对大坌坑文化、北海岸各遗址所出土的宋元时代瓷器，指出大坌坑遗址所出土的十二、十三世纪的贸易瓷组合，几乎与琉球的奄美大岛、日本博德遗址一致。说明台湾在当时确实是贸易航线上的一个停靠点，虽然规模不大。这条航线从福州或泉州出发，经过台湾北海岸，到琉球，再到日本博德。琉球在十四世纪崛起，到十五世纪成为东亚重要的转口站，也成为中国朝贡贸易制度中的一员。明朝出使琉球国的使臣也都选择经由这条航线往返。在明朝的记录中，那时的台湾被称作“小琉球”。十七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开始绘制世界地图时，对台湾岛的称呼也是“小琉球”，旁边附记“Formosa，即福尔摩萨”。
十四世纪琉球王国兴起，当时的中国即明朝，与琉球的关系空前密切，双方的官方及私人的贸易往来从未间断。由于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这时候，台湾大坌坑遗址可以看到元代龙泉窑制造的青瓷大盘、青瓷碟、高足杯、景德镇的青白瓷执壶、德化窑的白瓷军持器、白瓷碗盘等。到了十五世纪初，明朝实施海禁政策，琉球通过朝贡制度，继续中琉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可是在台湾北海岸各遗址所出土的中国青瓷、白瓷有所减少。刘益昌等台湾学者认为，这时期可能只是船舶的短暂停留，贸易的数量不会太多。在十五世纪中期，中国—琉球—日本的贸易航线日益发达之后，原本擅长航海和贸易的台湾本土十三行文化的原住民部落，可能竞争不过福建商人而逐渐转向从事台湾内部各部落之间的贸易，有时还依赖福建商人供应铁器。在台湾其他海岸遗址，只有少数遗址出土上述北海岸各遗址所见的外来遗物。这种现象说明，当福建海商兴起后，由于台湾没有什么特殊的、值得贸易的物产，同时也因为原住民人口稀少，贸易需求量不大，而被排除在由中国东南沿海商人所建构的世界贸易圈之外。
十五世纪中国—琉球—日本的贸易航线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国家政府体制指导的，由于航线偏离等原因，作为素来以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民间往来为特征的连接中国大陆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台湾岛，被暂时地被排除在中国对外贸易体制之外，在当时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到了十七世纪，台湾岛突然又变得重要起来，这是因为西方欧洲的商人即西班牙人、荷兰人来后，不断地攻击进出马尼拉的各国船只，企图切断中国人的东方贸易活动，从而损害了中国东南沿海商人的利益。明朝官员终而提议：开辟从泉州或厦门出发，经过台湾东北部角，转往琉球、日本的新航路。这又回到明朝出使琉球的航路，乃至更早先新石器时代先民所走过的航路。可以这么说，航路虽旧，其命唯新。更为重要的是，明代中后期是中国东南海商最活跃的时期，随着东西方两大贸易体系及其文化的直接碰撞与交流，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自然不会自动放弃控制东亚、南亚区域的贸易权益。于是，台湾岛再次成为中国连接海外乃至欧洲的贸易重地。在十七世纪，中国的东南沿海海商依托着地理上的优势，成为这一广阔海域的贸易主导者。
既然明朝官员开辟了以台湾为中继站的中国—琉球—日本新航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当然不会放弃大好机会，于是相继驻足台湾。西班牙人怀着黄金梦而来，终而梦碎，没有找到黄金。鸡笼港又不是理想的港湾，强劲的海流会把停舶在港内的船只冲走。台湾北部没有西班牙人所要的物产，再加上当地人烟稀少，生活供应都发生困难，一直需要马尼拉的补给。在驻足的第十年时，就已经决定放弃。
同为欧洲国家的荷兰人，也一直努力寻找可以直接到中国贸易的商业据点。几经折冲，才来到台湾的大员港。在最初的十年，信心满满，还不时攻打停在厦门的郑芝龙麾下的船只，逼迫郑芝龙与之谈判，取得协议，供应荷兰人所需要的黄金和生丝。郑芝龙的势力越来越大之后，在大员港的荷兰人开始“坐困愁城”，无法取得东南亚贸易的优势。而且，大员港日益淤浅，大船要先到澎湖下货，再用小船运来大员，非常不方便。当中国大陆的明清易代之际，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而要以台湾为基地时，荷兰人知道，他们在台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的贸易，主要是从福建输入生丝、瓷器等。生丝卖到日本去，瓷器等运到印度西部的苏拉特港，再运回欧洲，可以赚两到三倍的利润。这个贸易流程的起头是从福建等东南沿海为出发点，当这个源头被郑氏父子建立的海商集团所垄断时，荷兰人败亡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十七世纪后期，清王朝统一了台湾，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联系进入了空前发展的阶段。时至今日，台湾作为连接中国与海外联系的重要地位，不但没有改变与削弱，反而有着日益增强的趋势。
以上我们梳理了一下早期台湾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考古发现，以及早期台湾一直到明清时期的海洋交流的基本状况。从这一基本情景的梳理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近5000年来，台湾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在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中，扮演着有别于中国传统朝贡贸易和海商贸易的、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海洋文明的角色。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国家体制的朝贡贸易和中国本土海商的两大问题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其被忽视是理所当然的。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海外贸易是广州刺史的福利，所有的收益不归国家所有。到了唐玄宗时，改变先前的作风，派内侍到广州向海外来的船舶搜购珍奇异宝，也命令广州刺史要照顾海外来的商人。宋代开始在几个海港设官管理，泉州成为南宋时的大港。在元代，广州和泉州是国际大港。明代改行海禁政策，却也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形同皇家采购团，到东南亚和印度、阿拉伯等地，从事为期长达三十年的采购。在这千年历史上，台湾一直没有成为国家政府所关注的重要角色，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传统历史学家们关注的课题。
但是我们应深切地意识到，海洋史的研究并不能仅关注到与中国大一统体制相关联的海洋活动之上。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世界史更为广阔的时空概念来思考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发展，其结果就有可能大不同。也就是说，如果要从中国及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就必需从“中国地中海”的角度出发。首先，从南岛语族的形成、迁徙与发展的历程看，台湾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连接点、中转站之一，它促进了上古时期中华文明与南亚文明的密切关系。其次，从台湾发现的距今4000—1000年间的考古遗址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东南沿海文化对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重大影响力，以及南亚、西亚文化等外来文化的痕迹。延至距今1000—400年间，台湾成为中国与东亚、南亚、西亚海洋活动的又一个连接点。这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资料都在印证着早期台湾在中国海洋史的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我们今天开展中国海洋史的研究，切不可遗忘了早期台湾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四、结语
当今的考古发现，在评估其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时候，学术界与社会文化界或许存在着某种在认知上的歧义。在社会文化界，往往不经意地出现了某种功利性的倾向，即以出土文物的市场价值以及旅游价值来衡量它的重要性。从台湾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出土文物看，大部分是属于石器、陶器等粗鄙的物件，因此也从未听说被捧上文物拍卖行上去竞价。然而，文物的文化价值是不能以现今市场的价值予以衡量的。从我们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完全可以说，台湾这些年来考古所出土的这些文物，其所体现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命题。我们与其不厌其烦地引述某些似是而非甚至是以讹传讹的文献记载来说明这一论点，不如认真地分析近年来台湾考古学界在台湾早期历史考古上的诸多贡献。这些考古发现足以证实早期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紧密关系，是任何一个域外地区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有了坚实的证据。
（原载《东南学术》2018年第1期，第63—73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