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地中海”：
前近代华人东南亚贸易组织研究评述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陈博翼
【内容提要】本文评述前近代华人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组织的相关研究，分五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回顾学术史上华人和组织的几部经典研究。第二部分在这种学术这种脉络下评述新近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一书的优劣得失，揭示其在组织研究以外的意义。基于前述研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进一步阐明和评估环南海地区研究与基础训练的意义。第四部分列举研究该区值得进一步注意的一些新旧材料。最后一部分展望未来研究可行的若干主题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对时间和空间重新理解的可能。很大程度上，环南海的研究在国际学界是由东南亚史和海洋史的研究牵引的，在华文世界则主要是由华人华侨史和台湾史所引导，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关注主题的侧重和历史解释方向的差异。在历史解释上，学者既受自身身份影响，一定程度也受制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语境。在环南海区域研究中，华人的适应性和在客居社会的嵌入机制、去国家中心历史叙述或以海洋史为中心视角下商贸组织的演化与各口岸网络化的联结、边界的非实体化与流动性等议题均有很大拓展空间。
【关键词】华人东南亚贸易组织
自上世纪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问世后，南海——“亚洲的地中海”——研究可供拓展的各种方向便自然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很大程度上，环南海的研究在国际学界系由东南亚史和海洋史研究牵引，在华文世界则主要是由华人华侨史和台湾史所引导，这在根本上决定了关注主题的侧重和历史解释方向的差异。虽然近代东南亚海上贸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时至今日，对环南海区域史和整体史的解释框架仍很难令人满意。这一方面跟语言和材料的限制有关，一方面也跟思路过于单一有关。最近吉普鲁（François Gipouloux）出版的《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以磅礴的气势为该区前近代海上贸易和组织的研究注入了清新的空气。藉此机会不妨“回首来时路”，重新思考和讨论一下以海洋为中心、各港市为外围联结点的区域史演化。吉氏划定的“亚洲的地中海”包括了日本海、东海、南海、苏禄海、西里伯斯海等不同水面的联结，因而首先在地域上超过了本文较为着意的环南海的分野；其著作在时间跨度上也较大，不仅涵盖了前近代和近现代，还包括了中世纪晚期（不论以西洋史还是东亚史的传统划分标准看）。为了避免不着边际，他将精力更多集中于16和20世纪晚期这两个时间段，试图探讨这些海域或区域在这两个时期内各人群和口岸的联结是否能作为对布罗代尔式概念有效的论证，以及边界如何非实体化、流动性如何重新定义边界等建构性概念问题。就组织性原则和跨边界流动的立意看，此书可以矫正材料堆砌和重复引用的风气，因而值得进一步讨论。在评估吉氏作品在学术史所处位置和有效性之前，不妨略为回顾下前辈学者研究中涉及该区组织发展脉络的内容，活动人群则以该区五百年来流动规模最大的华人移民和寓居者为例。
一、华人与组织研究
商贸组织和商贸网络一直是学术作品中的高频词汇，然而近二十年以来的进展对于组织性和网络性本身的探讨很薄弱，理论建构也没有根本性的提升。就华人而言，作为该区商贸组织和网络主要载体之一，一直是备受前辈学者关注的对象，研究成果较为值得肯定。华人在该区的存在状态，最早系统研究的揭示当属陈达先生《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是书对于华人社区经济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了详细而生动的论述，至今仍是经典作品。可以说，陈达开启了对于华人分层的研究。其后，巴素（Victor Purcell）先生基于剑桥良好的学术训练基础，利用自己作为英国殖民地官员的优势，广泛查阅和搜集了相关的资料和数据，叙述和分析了华人的族群分类、聚居地分布差异、职业垄断和选择以及大致的商业关系。可以说，巴素对华人数据的研究有开创性贡献。总体而言，陈达和巴素的研究基本奠定了系统性论述的基础，其后研究的拓展自然开始进入组织性要素的考察。
王赓武（Wang Gungwu）先生很早便着意于此，从对南海贸易和朝贡的研究开始，慢慢发展出对于华人兴衰制约性因素的体认。作为海外华人研究的专家，王氏着意于“没有帝国的商人”面临的局限和无奈，因此华人在确立有利环境上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相比受到国家高度支持而有优良组织的西方殖民者，华人没有受到一个强有力的母国的支持。然而如果华人缺乏有效的支撑，又是何种因素促成其成功呢？基于这种追问，探讨华人自身形成的组织结构便顺理成章了。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先生凭着他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材料的出色把握在此议题上对王氏的理论提出了修正。对于包乐史而言，华人绝非仅仅是“没有帝国的商人”，更是“非正式帝国的商人”。换言之，他们拥有自己以血缘、亲缘、地缘、业缘联结起来的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包氏以此概念来解释华人如何得以与充分组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持久地竞争并且继续存在。包氏将这一问题置于一个广泛的欧洲扩张和东南亚地方发展的脉络，非常有前瞻性地指出华人与荷人在特殊的环境中互相依存而发展的特点。可见，基于华人势力的衰落或其所取得的成功所展示的不同面相，王先生和包先生发展出不同的历史解释。他们的这种不同侧重和解释方向，既受他们自身身份影响（最后结论倾向华人与荷人），一定程度也是在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语境下离散华人活动历史解释长期以来作为颇有争议话题的一个缩影。最显而易见的一点，如王先生早期不喜欢“离散族群”（diaspora）这个词，因为这让人想起犹太人不幸的命运，且有较强的宗教意味和对于回到故土持续的执念（新世纪以后，伴随着中国地位的变化，王先生对该词态度有转变。我个人认为该词可以反映出“分散”和不确定“回归”的状态，也能避免对目标人群国籍的认定，因而在本文使用）。因此他更愿意用“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去称呼这群人。而包先生就很喜欢用“离散族群”去指那些无意识中参与到扩张性商业网络并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有别于早期华人学者许云樵、姚楠、朱杰勤、田汝康、陈荆和、韩振华、曹永和、王赓武、梁英明、周南京、陈佳荣、巫乐华等前辈对于“中西交通”与本土历史编纂、地名考释的侧重,吴凤斌、杨国桢、李金明、戴一峰、钱江、庄国土、廖大珂、聂德宁、李明欢、陈国栋、袁丁、吴小安、刘序枫、袁冰凌诸位先生几十年以来对华人与东亚贸易网络、华人在东南亚的组织活动均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殖民主义的话语特指西方殖民者，民族主义的话语对于中国来说也仍然隐而不彰，反映了学者一种内向的克制。
在这种背景下，孔飞力（Philip Kuhn）先生的工作重心是研究华人如何用包乐史所说的“非正式帝国”或组织去适应和完成移居过程。他的近作《他者中的华人》（Chinese Among Others）基本是对一些该领域学者研究成果的总结，偶有几份明清文献的翻译和解读以及英美政府文件的解读。但此书融入了作者对于华人非常精辟的一些见解，值得学界重视。孔飞力不讨论离散华人与西方殖民者的接触，也不着意于两者孰成孰败之类的外部比较，而更关心基于华人方言群差异的条件下，不同的华人组织如何展开以完成经由一定“通道”（corridor）而“栖身”（niche）的移居原理。这种建构模式比早期“拉力-推力”的理论更佳，因为至少解释了如何“拉”和“推”。虽然陈达、巴素等人对方言群早已有所揭示，孔氏进一步叙述了其来源以及方言群、组织（会馆）和职业以外的差异。此外，孔氏作品的意义在西文世界是描述了离散华人在原居地所处的环境，增进了“另一边”的故事；在华文世界则是提供了一个华人不同移民形态的全球史视野。如果说巴素仍然是殖民主义框架下进行离散华人的历史叙述，孔飞力则是采取人群随时段变化不断扩张的模式：早期殖民（16-19世纪中叶）、大规模移民（19世纪中到1930年代）、亚洲革命（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全球化时代（20世纪后）。不过巴素和孔飞力都没有涉及华人如何与东南亚本地人互相影响。与王赓武对华人异质性的论述重点落在政治认同与阶层差异（包括城乡冲突）不同，孔飞力更强调所有人都互相依赖、互相竞争，从殖民者到被殖民者、从统治集团到民族精英、从贫民到巨富、从离散华人到“他者”，莫不如是。不过，相对而言孔氏似乎更关心华人职业的多样性，而对于在不同客居社会中同一职业下异质人群不同的活动方式较少关注。孔氏还区分了欧洲殖民主义大范围介入前在欧洲殖民势力占据的港市和东南亚本土王国控制下的据点这两种不同场所下华人聚居点的类型差异：前者由商人和各种商业中介组成，后者由武装的、领有土地的自治社会政治组织运作，由各种亡命之徒和政治难民建立。而在殖民主义政权扩张后，第一种类型继续存在并且持续繁荣，第二种类型则消失了。孔氏的这个观察无疑非常敏锐，尽管实际情况肯定远比他划分的这两种模式复杂得多。孔氏认为一般的殖民代理模式符合双边的利益，而华人寄居者也并非简单地处于这种地方殖民或王朝势力的保护下。孔氏还认为，华人移民的强大恰恰得益于中国本土的商业化过程，显示出他对构成网络联动的组织及其资金流动的敏感。在回顾学术史上华人和组织的几部经典研究之后，不妨来看看吉普鲁先生近来气势磅礴的新作《亚洲的地中海》基于学术史而言的优劣得失。
二、《亚洲的地中海》评述
与前述几位海外学者一样，吉氏对组织颇为重视，因而西方殖民者和华人就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他认为地中海贸易竞争模式的优势正是其超越国家所建立的新的经济和法律组织，海洋法也才逐渐发展为高于各种宪法、法令和习惯法的依据。另一项他着意的指标是自治城市，虽然是否可以直接套用到亚洲地区仍可商榷。此书重在口岸和网络的观察，与以往对于华人宗族、庙宇、会馆、秘密会社等组织形式和功能的研究有相得益彰之处，其对于人员和交易跨边界流动的思考在一定程度超越了对狭义组织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其放入东南亚贸易组织研究的学术史中予以讨论。
吉先生对亚洲海域商业组织与贸易网络这个议题的研究已有多年，其在中国和日本游学和做研究已有二十余年，是书也可以视为多年体验与思考的结晶。其雏形于2007年他到东京参加东方学会举办的第52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发表的论文已可见。滨下武志和羽田正两位先生提出了一些意见反馈，次年吉氏以《亚洲的地中海：全球化两个核心时期的中国》（“Asian Mediterranean: China at the Core of Two Periods of Globalisation, 16th-19th Century,” LIA—CASSH Report 2008）为题在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报告，随即在2009年刊于《社会科学研究》，通过拷问何以亚洲国家缺失自由港市、海军、私法、商业积累和公司隐晦地表达出这些是西欧殖民者胜出关键的观点。以该文为基础，他将精要的论述布置在全书各章，从而形成支撑骨架。该书2009年法文版出版后，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先生在《通报》刊出了一篇颇为严厉的书评指出其“厚今薄古”。她指出吉氏谈及的基本是通识，且所征引研究过旧、没有提及更多近期的出版作品、关于历史的部分无法体现学术研究的实际进展、历史学家会觉得有趣但无法学到更多。而且她也认为吉氏在亚洲依样画葫芦寻找自治港市、联盟和独立法令的做法过分简化了问题，其将中国赖以维持的跨水域交流网络复杂的商业和制度结构局限于为官方朝贡体系和私人走私贸易也失之过简。吉普鲁进一步修正了一些错漏，并随即于2011年推出改定的英文版（中文版系据英文版翻译，因而也算修正版，尽管还是有些不如人意），而萧先生也于《中国观察》刊出第二篇比较温和的书评，仍强调英文版只是小有改进（slightly updated），最大的问题是以“当代中国”代替“历史中国”。当然她也认为这种之前没人敢尝试的宏大分析有其价值，虽然对中国史专家而言不会得到太多新知，但此书仍值得推荐给那些对欧亚比较、古今比较、现代中国港市的经济发展有兴趣的读者。
吉普鲁主要是从亚洲的港口城市入手的，因而此书也重在港口间的联系。作者选取16和20世纪作为论述重点的原因是：前者代表四片大陆开始常规而稳定地联结而后者是通讯成本大大下降的时期，因而有显著的历史意义值得观察。本书第一部分比较了基于城市主权的地中海贸易竞争和基于联盟的汉萨同盟波罗的海贸易竞争两种扩张模式；第二部分讲述“亚洲地中海”在7-17世纪间朝贡贸易主导下的组织贸易形式，以及日本对中国主导权的抵制；第三到五部分基本直接进入现代，分别讲述亚洲贸易国际化、东亚制造带与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与主权三个大问题。
在讨论了吉氏书中核心概念和组织分析模式之后，不妨再说说此书存在的一些问题。“亚洲地中海”概念的主要反对者是萨布拉曼洋（Sanjay Subrahmanyam）先生。他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同质的空间，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而言，社会联结在有些节点相当特殊，而在另外一些节点则很松弛，因此这个大概念令人怀疑。概念问题固然有讨论空间，但通观全书，最核心的问题是布罗代尔式的精髓并未显现。吉氏所描述多为“浪花”的事件，偶有一点局势（中时段）的论述，但几乎没看到任何关于长时段的讨论。譬如，除了季风，还有哪些地理要素塑造了深层的“亚洲地中海”结构？拙目所及，中长时段的许多问题都被某些基于据点的经济联系所掩盖。
首先本书在一些史实认定上存在武断之处。第一，作者将中国海洋力量的扩张与朱罗王朝/注辇（Cola）的兴起视为同等的导致室利佛逝/三佛齐（Srivijaya）衰落的原因，但没给出任何支撑证据（只是强调三世纪以后中国商人在马来半岛很活跃，亦未说有多活跃或提供证据），而事实是注辇取代了三佛齐的地位。他对末罗游/巫来由（Malayu）的兴起也语焉不详。（页63）第二，是书所谓的11-12世纪中国商人“在争取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之战中打败了阿拉伯商人”也略微夸张，其依据仅仅是有150位在马六甲的中国商人。（页109）虽然中国商人在这个时段确实开始更多到马来半岛经营，但这跟在与阿拉伯人贸易战中胜出是两回事，从材料上我们看不到这种情形。阿拉伯人在福建沿海的活动仍然非常活跃。且不说著名的蒲寿庚家族（十一世移居广州）、泉州的大量阿人墓碑，元代阿拉伯商人麻合抹等人在泉州的买地契都显示“战胜”在该期对两大族群的商人而言是一个难以量度的命题。即便是依据李露晔（Louise Levathes）的说法，“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海上贸易”也要到13世纪。第三，谓17-18世纪欧洲金银比价为“1:15”时亚洲是“1:10”，引用的是Michel Morineau（Les Grandes Compagnies des Indes Orientales, XVIe–XIXe Siècles (Paris: PUF, 1999), p. 43.）的研究（页148），显然是以印度为例，不能代表亚洲。东亚的比值一般在“1:4-7.5”的区间。第四，万丹（Banten）衰落不是巴达维亚“被发现”，而是荷兰人无法与万丹土酋达成协议，故而只能另辟蹊径，最终决定在爪哇（Java）如吉礁（Jakatra）建立新城巴达维亚——在此过程也动用了大量华人劳工，系由华人承包人杨昆（Jan Con）和苏鸣岗动员而成。以吧城为据点，经过多年的军事和外交对抗，才终于击败万丹，从而进一步确立该区的统治地位。作者所谓的荷兰人在侵入雅加达地区时“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国商人和工匠社区也有一些误导性：建城人员系被“招募”而来，远非简单的“发现”。总而言之，华人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弃万丹而就吧城，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寻的议题。第五，所谓布吉斯人“在廖内定居，控制着新加坡海峡与苏鲁王国”（页170），如果不是知之不详，就是缺乏历史性的眼光。首先，布吉斯人（Bugis）主要是在苏拉威西定居，虽然许多住在望加锡（Makassar）和巴里巴里（Parepare）这样的港口，但主体农业人群在马洛斯镇（Maros）西部和北部的平原定居。1669年以后，因逃避连绵不绝的内战才有一群布吉斯人跑到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他们英勇善战，击败占碑（Jambi）后才对柔佛（Johor）苏丹王朝有决定性影响力。其次，同时代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也利用了1699年柔佛马末苏丹（Sultan Mahmud II）遇刺之后的混乱与布吉斯人一道攫取了对柔佛帝国的控制权，苏丹沦为傀儡。第六，博赫拉人（Bohras）不是印度教徒而是什叶派穆斯林（如Dawoodi Bohra和Hebtiahs Bohra）或逊尼派穆斯林（如Sunni Bohra）；而信德人也有信仰印度教的少数，不可一概而论。（页168、180；英文版页156、169）。第七，是书谓天猛公（Temenggong）是活动在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页173）亦颇武断，虽然作者注释“pirates/piracy”非所谓西方意义的“海盗”，引了塔林（Nicholas Tarling, 1999: 47-56）作脚注。不过仍无法否认天猛公非劫掠性破坏者的实质。其原为马来苏丹国宫廷侍卫和军队的统领，1511马六甲王国灭亡后苏丹逃亡廖内，派天猛公代表其统治大陆领地即柔佛一带。至18世纪中后期，作为封臣的天猛公成为该区的实际统治者。
其次是一些表述不严谨。诸如将中国政府“控制松散的地方确立为大型贸易中心，例如宁波、厦门和广州”等等的说法似是而非，让人有时代倒置的感觉。且不论作者认为的“中国当局垄断对外贸易”和“朝贡贸易”造成的“商业结构”是否真的决定了这种“贸易网络的模式”，如果在控制松散大型交易中心的层面而言，则意指明代政府曾有的努力，如此厦门当为泉州、漳州，如果意在清代口岸，则法理层面而言十九世纪中期前只有广州，如果系指近现代，则所列口岸无论如何都必须调整。其对中国主导体系及华人经济势力扩张的高估、对不同区域通述后的拼接，与中国学者强调中国商人占有优势、如何和平商贸、有多少艘船、创造了多少白银交易量的惯常论调一拍即合。这种论述模式在一些新近研究中很普遍，在泛论基础上缺乏新材料的发掘，也没有理论构建。不过整合这些碎片信息还是需要花一番功夫，因而也可以视为对一些区域海上贸易研究的小汇总。此外，原书“Ayuthea”未作标准写法“Ayutthaya”，并且在附图中，既然是14-16世纪的图，泰国湾（Gulf of Thailand）显然作暹罗湾（Gulf of Siam）合适，安南与大越（如果一定要标拉丁字母当作“Đại Việt”而非“Dayue”）也不宜混用。
再次，转引二手研究的古汉语典籍未经核对，导致意思偏离，进而影响结论。例如，引用《福建通志》（Fujian tongzhi [Fujian Local Chronicle], 1868, 56, 3, quoted by Lo,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p. 502）的记载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靠海洋和贸易。他们离开父母，抛弃妻子，毫不犹豫地与异族生活在一起”（罗荣邦原文：“The people depended upon the sea and commerce for their livelihood,” states the Gazetteer of Fukien, “They would leave their parents, wives and children without a thought to dwell among the barbarians.”）（页81）。遍览同治《福建通志》卷五六“风俗”部分，未发现可以吻合的原文，叶三最接近的记载是“濒海之民，多以鱼盐为业，而射赢谋息，转贸四方。罟师估人，高帆健舻，出没风涛，习而安之”（见华文书局1968影印本，页1138）。退一步而言，即便与“夷”同处，又如何能得出“战争与社会动荡摧毁或撕裂了家庭和家族的团结”的结论？张毅（Zhang Yi）（页82）实名应该是“章谊”（罗荣邦原文误为“章宜”），其奏疏言海洋和长江是“中国新的长城。战舰就是烽火台，火炮是新的防御武器”（罗原文：“…the sea and the Yangtze River the new Great Wall of China, the warships the watch-towers and the firearms the new weapons of defense.” See HuangHuai ed., Li-tai ming-ch’en tsou-i (Memorials of famous ministers in history) (1635), 334:5.）。据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原文当为“然则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楼船战舰，盖长城之楼橧也；舟师战士，凿工没人，盖长城之守卒也；火船火筏，强兵毒矢，盖长城御攻之具也”（见上海古籍1989影印本，页4328），可见后半部分漏译，意思理解也只有一半。“今天我们的防线是长江，不应过于注重我们的骑兵劣势。海军的价值无可估量。利用我们的海军，就是利用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来打击敌人的弱点”（页82）看起来有颇超前的元素，查罗荣邦原文，已有意译成分（“Our defenses today are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sea, so our weakness in mounted troops is no cause for concern. But a navy is of value.... To use our navy is to employ our strong weapon to strike at the enemy’s weakness.” See Ch’en K’e et al., Tung-nan fang-shou li-pien (The advantages of defending the Southeast) [Hsüeh-hai lei-pien ed.], 3: 28-29.），固回译失之更远。据《学海类编》本所收陈克等《东南防守利便》（1131）（下）二八至二九叶，原文为“又以谓舍鞍马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是则江边之戍，水上之军，以我之长，攻敌之短，胜负可见矣”。原文以三国的例子陈明陆战与水战对己方的利弊，跟作者欲说明的“海军的崛起”有一定距离。
复次，就书的架构和布局而言，本应重在分析的商业组织和商贸网络却没有展开，而直接就跳入讲述现代，留给读者意犹未尽的遗憾。作者强调19世纪前欧洲殖民者放纵价格波动，亦有倒放电影之嫌。如果说19世纪欧洲殖民者有此能力尚可，1800尤其是1700以前，其并无能力控制价格波动。如果仔细阅读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就会发现他们经常捉襟见肘，如此谈何放纵？事实上，价格波动恰恰是前近代社会区域货币交流的常态。就内容而言，作者围绕以经济和法律制度代表的商业组织和金融组织的新工具展开了敏锐的观察，其书在近现代部分所涉及的税收、股份合作、保险、融资等方面论述可圈可点。作者认为如果按地区看，“19世纪下半叶亚洲的国际贸易：中国远比日本更加融入亚洲国际经济关系之中”（页164）。如若按结果看该结论也未必有问题，但将原因归为上海等网络节点发挥的作用，则无疑有所偏颇，因为这种情形更像是几个世纪以来华人在该区活动和运作的结果。这些问题和讨论就整体结构而言都需要以更大篇幅展开。此外，此书法文版出版已为2009年，仍谓“中国的物流市场仍然缺乏组织架构”（页236）颇有滞后之感，因为近十来年至少各种电商的兴起附带了物流组织架构的建立。
最后，必须指出一些与原作者无关的本书的问题。中译本并非出自历史研究者之手，所以有一些错误。第一，人名和专名有不少错误。一些已有通例的汉译人名，如布罗代尔（页1、9、10、11、19等多处）、范勒尔（页8）、乔治·赛岱斯（George Cœdès）（页8，姓名原文也应核对）、安东尼·瑞德（页8、10）、菲利普·柯丁（页12）、马若斐（Geoffrey MacCormack）（页85）、韩森（Valerie Hansen）（页85，姓名原文也应核对）、博克舍（页102、126、141）、皮雷斯/皮莱资（页108）、包乐史（页110）、韦伯（页184）、施坚雅（页186）、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 （页334，姓名原文也应核对）应当遵从为宜。华人姓名则当还原——比利·松（Billy So）为苏基朗先生（页85），“吴丽萍”当为“吴丽平”，无法还原的人名如“shen xing”应当按标准保留为“Shen Xing”（页II），“阮泽英”当为“阮世英”（页320）。专名“Serenissima”当为“威尼斯共和国”（页28），当用大陆通译“阿瑜陀耶”（页70），“满洲人”非“满族人”（页76），“沧州”（Chang Zhou）当为“常州”（页85），“朱印线贸易”当作“朱印船贸易”（shuinsen bōeki）（页99），“卡里马塔”当为“加里曼丹”（页111示意图8.1），“常州”当为“长洲”（页114），“互抵贸易”专业译法为“港脚贸易”（页144），博赫拉人（如页168作“柏赫拉人”，不知所谓）等名词前后翻译应统一，“沙逊家族”当为“Sassoons”、“哈同洋行”当为“Hardoons”（页179），“巴哈姆特”当为“比蒙”（Behemoth）（页317）。
第二是误译和漏译。例如，明朝修建的“这支海军使它重新征服大越的东京”（页78）看起来就很奇怪，原文则明显只是强调一种可行性（英文版页75：This wartime marine made it possible to re-conquer the Tonkin…）。引用苏基朗先生的研究，原书其实就是《刺桐梦华录》，既然已有中译本最好遵从，而一些翻译错误也可以避免。另有若干处作者转述也有不确。第85页“条件是按照所要求的程序”当为“只要它们遵循所要求的程序”；“这也符合海外贸易商有限的利益”实际是“它们因此对于卷入海外贸易的商人利益有限”（They were thus of limited interest for a merchant involved in overseas trade）；“即使个人责任不存在，这也是一种有力的担保”应当译为“个人责任并不存在，这已是一种有力的担保”（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did not exist. It was a weighty guarantee）；船只返回后“支付”本金和利息当为“必须偿还”（Re-imbursement were required）本金和利息。（统见英文版页82）“其顾问使用的是‘海禁’，或者仅仅使用一个‘禁’字”应当译为“其顾问使用的是汉文字‘海禁’（kai kin），或者仅仅是‘御禁’（go kin）”（页97）。“……东京王国……会安”据原文当作“东京（河内）……会安（即海铺（Faifo））（页104）”。“布吉斯人等的纷纷出现以及苏鲁王国的崛起”当作“布吉斯人等社群（communities）的纷纷出现以及苏禄（Sulu）王国的崛起”（页110，页170“苏鲁”也应以并改正）。“华南语（客家话和粤语）”当为“华南的语言（福建话或粤语）”（the languages of southern China (hokkien or Cantonese)）（页112）。“工均区”当为“工场区”（页139）。“由于来自西里伯斯群岛的布吉斯人、武士和企业家等其他群体的介入”当为“由于如来自西里伯斯群岛的武士和企业家布吉斯人等其他商业群体的介入”（英文版页157：…as a result of the interference of other merchant communities such as the Bugis, warriors and merchant entrepreneurs from the Celebes islands…）（页170）。“商人背景呈现国际化”当为“商人呈国际化特点的背景”（the cosmopolitan characteristic of the merchant milieu）（页180）。“而仅仅是县或更大行政单位的席位”当为“而仅仅是县治或更大的行政单位”（英文版页174：but only the seats of counties or of even larger administrative units）（页185）。谈及施坚雅的城乡和市场理论，“体系”当作“层级/等级”，“官方的中国网络”当为“中国官方的网络”（that of official China）（页186）。“吝啬的贵族”当为“次要的贵族”（petty nobility）、“课税大斧具有可怕的威力和效力”可再调整意译为更能让人理解的语句（The axe blows of taxation were fearsomely effective…）（页322）。最后，有些典籍原文没有还原回译，自当补上：“强盗和商人都是一类人。当市场开放，允许贸易，强盗变成商人；当市场封闭，贸易被禁止，商人变成强盗”（页93）应该还原为著名的“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原文。
最后是其他一些编辑或文法的瑕疵。例如克莱武在普拉西战胜莫卧尔帝国显然是1757而非1957年（页9）；“一种由基于血亲的关系和义务的复杂交织”，“由”字当去掉才通顺（页320）；罗荣邦先生在《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的文章是1955年而非1995年（英文版原书误，页365）。大概是定位为畅销书，出版商也顺便节省成本，将参考文献都全部删去，尽显中国人的浅薄，我想作者也会和我一样对此深感遗憾。大概是为了“镇住”国人，推荐者之一滨下武志教授的单位也被强制改回十来年前的东京大学，这对一家在广州的出版社而言尤其讽刺，史学史层面而言更是中国人文化后殖民心态的芸芸史料之一。当然，中译本的不足与作者无关，也不损其价值，而对于译者的辛劳和翻译带来的更大贡献也仍然值得肯定。
总而言之，吉氏此书虽然有不少问题，但基于其对组织、人群流动和跨边界活动的重视，以及宏大的比较视野，对当前一些迷失方向的研究趋势而言不啻为学习的样本。基于已有学术作品的贡献与存在的问题，阐明和评估环南海地区研究与基础训练的意义是思考未来研究方向的基础。
三、研究意义与基本要求
既然该海域、华人和组织多年来有不少研究，则对今日而言为何仍要继续探索或者说有何其他的新意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由东南亚与中国环抱的环南海地区以其多元的生态环境、族群结构、社会组织和文化表现近几十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研究多个世纪来跨越和交织于该区的人群以及前近代社会经济的整合能帮助我们认识文明演化的一些特点。对于贸易组织的研究只是一种切入该区和相关结构研究的方法和路径。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可以改进我们对于同化、涵化和政治参与复杂进程的认知，推进对自身和“他者”理解的感知，找寻更美好的道路，使“他者”能尽量避免种族冲突、平和地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因而具有普世性。就备受瞩目的华人群体而言，其研究可以回应一些大问题：离散族群是否或应否通过建构一种新的认同成为“他者”的一部分？离散族群是否天然可以与客居社会的其他人群和谐共存？在何种情况下其“特殊性”被建构或强调？这些问题也都是过去和现在全球移民所共同面临的。以离散犹太人为参照对象，其被迫害的广泛性、身份认同的强韧性、工作的勤奋度、事业的成功度，都与离散华人有很大相似性。因此，纯粹的所谓种族性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巧合”。历史学家更应追问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离散族群与地方社区和谐共存，而在何种情况下其会被排挤甚或清洗？
东南亚的离散华人大多来自华南相同区域，其命运却往往随其所往之国而迥异。何种因素导致这些聚居社区不同的命运、离散华人如何与统治力量以财政或军事支持、反叛、社区自治式的代理合作等不同方式打交道？离散华人是否只在特定的区域表现不同？如果是，又如何表现这种不同？有些地域表现出形式多样混合，则需研究何者占主体地位、何者为常态与变态。例如，广南虽然也在会安这种港口有甲必丹，但华人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开拓城市国家（河仙）、开拓边界地区（堤岸）与影响他国（真腊）与本国政局（西山起事）；而在荷属东印度，显然系以代理的组织形式为主导。华人具有挑衅性还是顽固性特点，抑或只是弱势的个人或群体？研究者应当找寻变量、比较区域和阶级差异、判定华人在不同地域的不同适应性，避免假设聚居社区的华人具有同质性。通过对其在不同的客居社会的观察，其异质性的特点也许更显著，进而可以看不同的地方社会如何创造这种异质性。这些都是潜藏在吉普鲁关注的商业组织下更深层的问题。脱离了族群组织的历史背景，就不可能真正明了组织的演化及其特性，也就不可能进一步理解海上贸易的兴衰。
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应该鼓励加强相应的历史语言学和制度史的训练，这对有助于该区人群与商贸研究的推进。例如，若知越南语“Minh Hương”（明香）及其发音，配以文献确认，则不难理解初始抵达越南的那拨粤人对该词发音与越南音接近，故而双方都能加以认同。而其后该词演化为意思更符合越南本土理解和华人后代理解的“明乡”也顺理成章（因为越南人“乡”不作“hương”的读法，表人的故乡性联系多用quê [tôi/nhà]，而表行政意义的乡更非如此）。该词的研究也能扩展和联系到越南人以此词区分一般意义而言的“北人”，以及“清人”、“清商居人”等后来的华人等涉及华夷之辨或清越关系的议题。又如，一般认为的菲律宾混血华人为“Mestizo”，特别指定华菲混血为菲语的“Mestisong Tsino”。然而，如果了解那些被认为有75%以上华裔血统的实际被另外称为“Tsinoy”（华裔菲律宾人），便能进一步明晰西班牙殖民者种族隔离的遗产以及以皈依天主教塑造的阶级区隔制度对移民融合与管制的方方面面。在他加禄语里，早期对华人的统称，不论是“Intsik”还是“Tsinoy”实际上都带有蔑视和贬义色彩，十九世纪后“Tsino/ Tsinoy/Chinoy”一系的称呼由于慢慢被用于指华裔菲人这种具有菲律宾人国籍意义上的人群才慢慢趋于中性。作为旅菲华人主体的福建人，发展的是自己称为“咱人”（Lan-nang/Lán-lâng，另“Bân-lâm”可能是此义），从而也为菲人用以称呼。有意思的是，广东人由于人数少，所获称谓“Keńg-tang-lâng”是由操闽南语的闽南人表述的。在菲律宾，其他诸如生理/生意（Sangley）、华裔、华人、华侨等特定称谓，以及对于殖民时代原住民、西班牙人、华人多种混血之人群（Tornatras/Torna atrás）的特定称呼、对于当代台湾人和大陆人，都有特定的指代，凸显其与中国广泛而复杂的联系。
又如就制度史而言，不明了所谓“朝贡”和“海禁”的因缘和实际状况，基本都是天马行空人云亦云。不明白暹罗港主机构（Kromma Tha/กรมท่า）大事记录本分为两部，由华人商务官和穆斯林官员分别监督记录，如何能知华人势力在暹罗外事外贸部（Krom Phra Khlang/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和朝廷内上升、排挤穆斯林，从而控制生意、交接两端？又如何能比较同为“港主”，华人扮演的角色在暹罗这种以征收劳役和实物运作的官僚体系垂直等级结构中与在马六甲的代理和中介体制中有本质差异？基于组织结构而言，华人在中爪哇马打兰王国与在暹罗所需要负责的层级征收和管理内容反而颇为类似，而与马来半岛的管理对外贸易的港主相去甚远。
兼顾历史语言和制度的考虑，也能发现别有洞天。如果习知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便知亚伯【华人村长、区长、工头】（aboi）、红包（angpau）、公亲【仲裁/调解】（kongcin）、弄狮【舞狮】（barongsai）明显与日常组织和生活方式相关；串口【经纪/掮客】（cengkau）、船仔（cunia）、字号/商号（jiho）、公司（kongsi）、唐舡【大平底船/驳船】（tongkang）、艎舡/王舡【大船】（wangkang）等则与组织性和商业性活动联系。汉语中的马来语借词，如abang（亚班【同辈男性长者】）和kiwi（客伙【管货船货物的人】）显然表明华人对马来航海规则的袭用；jelan（惹兰【道/路】）、kampung（甘榜/监光【乡/村】）、nyonya（娘惹【土生华裔女子】）等则是华人群体采纳海岛世界本地生活方式的结果。习知这类词汇，自然可以进一步对不同人群的组织能力和传统、造船技术、航海规则、客寓聚居生活等诸多方面前后互相影响的历史过程有进一步思考。又如，如果习知马来语出门谋生（merantau）、离开家乡谋生（pergi merantau）、移居（berpindah）等形式有差异的词汇，则能对时人观念和组织活动能有不同判定。又如，瑞德（Anthony Reid）将马斯作为基本货币单位等同于越南的“tiền”（钱），言外国人在暹罗和大越把1/16两（如同马来人所谓的tahil）的计算单位视为1马斯（mas/mace），然而仅仅知道这种单位是远远不够的，也不甚准确。越南与中国一样，不同朝代币制是不同的。“钱”的基本单位可以是“陌”也可以是“文”，所指可以是流通的现钱也可以是古钱。陈朝建中二年（1226）规定民间用钱以69文为1陌，缴官府换算则需70文1陌（10陌为1贯）；到了后黎朝光顺八年（1467）“使钱”1陌仅仅需要36文，同时规定“古钱”1陌值60文，系使钱的5/3倍（因此仅仅是“使钱”10陌1贯），越南人认为这跟“北人”（中国人）“以百文为一陌”的“传统”大相径庭。因此，若简单认定换算比率，比如“文”和“陌”之间为10或100的整数换算，往往谬以千里。其实，宋代法定77文为1陌，受纳税赋则需要85文，相较越南同期差别并不算特别大，何况还有“短陌”、“省陌”的问题呢！另外，应该注意制钱系统和银两系统的比率和换算有很大差异。根据现有材料，1600年以后在广南出现的以实时米价衡量的“贯”和“两”的关系为1 : 6.67-10（1608）、1 : 12（1641）、1 : 16.67-19.1(1705)、1 : 19.67-20（1752）、1 : 25（1754），总体呈上升趋势。不明白货币制度而谈贸易网络、计算银钱交易数量，都是没有基本保障的。
四、相关研究材料评述
环南海地区的原始材料众多，虽经多代学者共同努力，囿于语言藩篱，任何学者都几乎不可能遍阅周知。不过很多系统性材料开始被整理和翻译，因而我们开始更有可能深入进入这个丰富而奇妙的世界。就前近代华人东南亚贸易组织而言，仅据个人觉得可以进一步发掘的主题和方向列举该区研究值得注意或过去利用率不高的一些新旧材料。
在荷属东印度，有限的古汉语文献一直颇为研究人员重视。陈洪照《吧游记略》、《开吧历代史记》、王大海《海岛逸志》是三种传统一览十七到十八世纪该区情况的汉文材料。陈洪照（1710-1773）是泉州德化县生人，“壮岁”随商船游荷属东印度群岛。他在同乡甲必丹黄氏家里住了超过五个月，期间探访了噶喇吧（巴达维亚）、万丹、三宝垄等地华人社区，收集了不少南洋的地方史乘。回国后陈氏撰写了《吧游记略》（约1749年完稿），因而是书大致反映了十八世纪中期华人南洋交通和商业活动的情况及当地风土人情。但该书原书已佚，现仅能依据其德化乡人朱仕玠《小琉球漫志》（1766前成书）所抄引的三千余字研究。陈佳荣先生早年对此文本有研究，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先生有译本载于《群岛》（Archipel）。第二种材料《开吧历代史记》是一部近190年（1610-1798）跨度的年鉴式材料汇编，记录了巴达维亚华人社区的发展。我们知道其早期有四个版本：荷兰学者麦都思十九世纪中期译本、皇家巴达维亚艺术科学学会本（现藏莱顿大学）、何海鸣刊印爪哇苏加巫眉市（Sukabumi）1921年本、巴达维亚公馆本。过去我国学者一般依据最后一种即许先生校注本，现在包乐史和聂德宁先生即将推出他们用力多年的翻译和评注本，值得期待。第三种材料《海岛逸志》系福建龙溪人王大海1791年完成。是书反映了他在爪哇及其周边包括马来半岛一大部分地区的亲身经历。王氏1783年前往爪哇并居住于噶喇吧和三宝垄等地近十年，其间他游历爪哇北部和马来半岛诸港口，因而其对当地华人社会生活的描述有很高价值。王书很简要，但很早便为西方学者注意并有译本，不过学界可能尚未完全挖掘该书价值。用这三种目前仅知的汉籍一手文献重建荷属东印度社会是远远不够的，但仍当视为基础性材料并进一步解读。除却传统汉籍，汉文碑铭作为集合性材料也当受重视。其中，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先生早年主持汇编的两种碑铭虽然名气很大，但鲜见广泛运用，大概跟时代背景和流传受限有关。陈荆和（Chen Ching-ho）与陈育崧（Tan Yeok Seong）先生经辛勤田野抄写集录的新加坡碑铭也当关注。
荷属东印度有两大系统性材料，近二十年来研究人员都很重视。一是《公案簿》，一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诸档案。前者为涵盖1772-1964年近两个世纪的巴达维亚华人公馆档案，主要为华人甲必丹和雷珍兰处理日常华人社区诉讼的记录，这种“自治”和“法治”材料自然备受亲睐。基于其陆续整理出版且中国学者都很熟悉不再赘述，但个人认为利用率还是太低，其文本形成过程以及这个分隔的社区如何在殖民议程框架下运作也没得到充份关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诸档案比较复杂。在荷兰专家的帮助下，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Arsip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2015年初开放了档案分类卷宗扫描卷。该卷宗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巴达维亚城日记》，由于其涉及台湾的部分早已有郭辉和程大学经由村上直次郎的日译本转为中译本，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第二部分巴达维亚城一般决议（General Resolutions of Batavia Castle 1613-1810）是公司高层每周两到三次在巴达维亚城的会议纪录，为印度（亚洲）委员会九人与东印度总督关于战争、贸易、行政、法务的磋商，跨两个世纪；第三部分为东印度与其他区域政权或势力六十年的外交通信（Diplomatic Letters 1683-1744），整理者已公布对各国通信数的统计列表，因此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基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甚至是马来世界为中心的对外网络辐射，其中明清中国只是一个非常外缘的区域，这对我们以前习惯从华南看商贸网络辐射东南亚的视角是可贵的补充；第四部分为在吧城发布的公告和法令（The Placards of Batavia Castle 1602–1808），绵延超过两个世纪。这些公布的档案已实现标题可检索，使用时也可以运用一些技巧。比如用“巴达维亚日记摘要”（Marginalia）文献库检索日记、用“一般决议分类纪录总结”（Realia）库检索一般决议可获知其大致内容，从而进一步确认需要阅读的内容。当然，其内容仍是古荷兰语手稿，需要艰苦的训练才能释读。以莱顿大学为代表的机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东印度公司档案释读专家，他们会大大受益于这批档案的开放。此外，由江树生、翁佳音先生译注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De Missiven van de VOC-Gouverneur in Taiwan aan de Gouverneur-generaal te Batavia）也较少被利用。这两卷通讯会涉及到殖民者对解决问题的想法，是相当难得的一手材料，《热兰遮城日志》的有些内容其实基于这些往复通信编纂。
其他非系统性材料也有一些零散但值得注意的信息。比如东印度公司船长班库特（Bontekoe）的航海记，虽然只有几处提及中国人，但生动反映了荷兰人与岛屿原住民和中国海盗的接触。又如莱佛士的《爪哇史》成书较早且引用不少重要文献，因而也需要细读。再如克里斯托弗·弗莱克（Christopher Fryke）等人早期在群岛的探险也可进一步发掘。最后推荐周南京先生所编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周先生是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Jawa Timur）的华侨，祖籍福建安溪县。1948到49年他返回厦门集美中学学习，然后回印度尼西亚泗水中华中学。1953年他又回北京大学学习，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东南亚史，1993年主持编定著名的十二卷《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基于这种特殊背景，在这本《汇编》里，周先生收录了不少印度尼西亚语翻译过来的重要文献，补充了西文和中文所缺失的视角。
越南相关的文献目前以《大南寔录前编》、《大南一统志》、《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国朝世系》、戴可来与杨宝筠所编《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石濂大汕《海外纪事》等几种经典古汉语材料最为耳熟能详。许文堂与谢奇懿两位先生编的《大南实录淸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2000）也属于这个系统。《阮朝朱批奏折》所涉时代稍晚，但为十九世纪最重要官方文献之一，越南学者也很认真地做了汉越双语对照本。从《清实录》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等卷宗所辑录的《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1982）虽然有些小瑕疵，仍是不能亲自到一档馆阅读扫描原件的权宜代替文本。利用率较低的是几种碑铭和拓片系列，如二十余卷影印本《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河内，2005-2009），以及两种已出整理本《越南汉喃铭文汇编》（一）（巴黎、河内，1998）、《越南汉喃铭文汇编》（二）（台北，2002）。此外，汉喃研究院所藏《皇越一统舆地志》、《黎族家谱》、《大宗裴氏家谱》、《富演社乡贤谱》、《大南通国各省驿站里路（附明命壮籍民数）》等汉喃文献也有一些零星但有用的材料。西文材料则当以耶稣会士的通信和一些传教士游记为发掘重点。
暹罗相关的材料一直较少为中国学者熟知，所以就谈不上利用率了。除了暹罗皇宫的泰文档案之外，其实还有不少原始材料可供不谙泰文者阅读。首先是《十七世纪暹罗与外国关系纪录》（Record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iam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17th Century），该书汇编了十七世纪阿瑜陀耶王朝与各国的通信和官方文书，还有西欧人在暹罗周边区域的游记。全书编为五卷，中有空白时段（1607-1632, 1634-1680, 1680-1685, 1686-1687, 1688-1700）。第二种是法国人1685年出使暹罗的记录，充满了科学的好奇和宗教的热忱。该使团令泰王那莱（Phra Narai）对法国充满热忱而互动有加。英文版1688随即推出，可见英国人的重视程度。第三种为安东尼·法灵顿（Anthony Farrington）编定的《英国商馆在暹罗：1612-1625》（The English Factory in Siam, 1612-1685）。编者为这个两大卷本的整理本写了一个介绍其背景的序言因而读者可以较快进入情境。十七世纪的暹罗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因此在阿瑜陀耶的英国人发现自己不仅要面对亚洲的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马来人，还要面对欧洲的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设立商馆就成为重中之重。该商馆共记录超过700份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原始文献，由于迟至2007年才整理发布，目前尚无太多研究成果。该报告频繁提及中国和华人，虽然该商馆的最终目的其实是日本市场和网络的开拓。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其主要竞争者，所以其相关事务多有涉及。
暹罗英商馆后来由于内外交困的原因关闭，一百多年后大英帝国卷土重来，许多恢复关系和重开商馆的交涉事务随之而来，因此十九世纪初又有四份重要文献。第一是《1824年娄氏出使南暹罗》（Low's Mission to Southern Siam 1824）。詹姆斯·娄（James Low, 1791-1852）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马德拉斯军（Madras Army）长官，他被派驻去槟榔屿（Penang），任务是重建与暹罗的联系并联合他们对抗缅甸。该记录大约提及华人十余次，华人矿工的无处不在和华商的无远弗届与收购燕窝的热情令娄氏印象深刻，这些材料也提醒我们多面关照的重要——研究荷属东印度，暹罗湾的动态也会与其有联动。第二种也是法灵顿编的出使纪录汇集，主要方向是西北部的清迈，记录了十年间四次精彩的旅程。戴维·理查德森（David Richardson, 1796-1846）其实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因为精通缅甸语便承担起了许多外交任务。第三种是早期在曼谷传教士的资料汇编。即便是专门研究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的人员也鲜有注意，非暹罗史的学者就更不会重视了。最后一种材料是比较出名的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的暹罗和印度支那出使纪录。在英国人1826年缅甸出使同期，美国人也不甘落后，首次向暹罗派出使团，其记录亦可供参考。此外，和马来世界一样，傅吾康与刘丽芳（Pornpan Juntaronanont）合编的泰国华人碑铭也很少被利用。最后，还有一份值得注意的文献是《一份大日本国和大暹罗国的真实记述》（A True Description of the Mighty Kingdoms of Japan and Siam）。作者弗朗索瓦·加隆（François Caron, 1600–1673）是一个逃到荷兰的法国胡格诺教徒。早在1619年他就乘荷船到日本，1627年到江户为荷兰使团出使幕府当翻译，1619-1641年间他一直是公司在日本的首要代理商（opperhoofd），并在41年公司遗弃其平户前哨之后移居巴达维亚。1644年他被任命为台湾长官，主要致力于米、糖、硫磺、靛青的供给和对华贸易。加隆一生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务了超过三十年，从随船侍者晋升至巴达维亚商务长（Director-General）。其后在1667–1673年他出任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商务长。基于其丰富而奇妙的经历，关注上述所涉任何一个区域的学者都不当错过其记述。
缅甸的研究，除了佤邦、果敢和克钦几个地区较为受重视，其他基本很薄弱，对于缅甸华人的介绍和认知一般仅限于几部东南亚华人华侨通史里的小章节。因此，李恩涵等前辈专著中的相关章节仍为必备参考。关于缅甸海上贸易，则一般极少谈及，缅甸海洋贸易史至多是在讨论罗兴亚人时的副产品。缅甸大选带动了国内学者关于发展政治学、政权演变形态、政治制度特点、社会运动影响及中缅关系的讨论，然而这仍然是一个对于学术圈而言也非常陌生的国家，这也是以往过于专注“中缅关系史”研究所导向的仅关注战争与划界问题的必然结果。基本以伊洛瓦底江为分隔的上下缅甸显现出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形态：从陆地东南亚的角度看，伊洛瓦底江盆地越过泰国西部山脉到柬埔寨的洞里萨湖、越南湄公河三角洲之间广袤的稻作之地多少推动着陆地东南亚国家相似的政治演化进程，这一点与海岛东南亚国家截然不同；而历史上傣族“南下”的争论，对于其是否切断孟-高棉从语系到族群的联系，以及是否由此造成缅甸与高棉、占婆国家演化的差异，则有待进一步探讨。缅甸王朝时代的兴衰也可以从其位处印暹之间纵横捭阖的角度理解，而从其与暹罗前后三个多世纪的战争，到后来逐渐变成英国殖民地的那段时间，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研究薄弱环节，而这正恰是与英国殖民时代比肩的前近代历史需要重点解释的现代缅甸国家形成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治缅甸史的材料收集除本国外，还应旁及暹罗、英国、中国、印度。除了已全文汉译的《琉璃宫史》（Hmannan Yazawin Daw Gyi），我们可资利用的缅甸文献非常有限。早期的《缅甸史译丛》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关于缅甸本部的社会经济视角。前文提及的李伯曼《形异神似》一书，由于作者本身为治缅甸史出身，书中缅甸章节所用材料亦精，有志于探寻者可按图索骥。未来除了缅甸语人才的培养和文献发掘之外，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的记载和诸如法国商人约瑟夫·塔维尼（Joseph Tavernier）这样的探险者的记录也值得进一步发掘。
吕宋和苏禄相关的史料，除了五十五卷的《菲岛史料》之外，其他也没得到太多重视。汉文的材料最重要的目前当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菲律宾卷）。该汇编主要取自一档馆所藏朱批奏折和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所收集的材料，最早的一份系1727年。所涉主题前期主要为雍乾对于米价和米粮贸易、苏禄国王的接待等问题，后期更多为光绪对外关系的考虑以及西班牙人对华人的各种限制和征税，全编总体反映了中菲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双方统治者对离散华人的密切注意。该《汇编》系列出了前两卷（新加坡和菲律宾）之后，似乎由于政治敏感和负责领导更换的原因而停止出版，非常可惜。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流通有限、鲜为利用。菲律宾国家档案馆整理出版的西班牙殖民时期档案汇编则发行不广非常罕见，甚至不少治西班牙帝国史的专家都没注意到。另三种值得注意的西班牙人的材料，系由方真真、方淑如和李毓中等先生译自西语档案，包括了《菲岛史料》（The Philippine Islands）未收录的档案文件，弥足珍贵，可惜也没有被充分征引。另外有些大量运用了档案馆手稿的优秀作品，例如胡安·吉（Juan Gil）的《十六和十七世纪在马尼拉的华人》（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一定程度上由于其中原始文献价值甚高，也当视为准一手材料。而域外国家如日本的典籍也不当忽略，诸如《外蕃通书》、《通航一覽》和《渡船風説書》等，都有不少南洋及华人史料值得细读。
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相关的材料相对而言较为中文世界所熟知，本文便不赘述，仅举几种跟该区人群和商贸关联程度较大且利用率较低的珍贵材料。首先是《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和《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对华人的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联系性颇有所揭示。其次是包乐史等人选编英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关于台湾原住民社会的材料，以及韩家宝（Pol Heyns）和郑维中先生编的《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原系荷兰国家档案馆收藏)。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和程绍刚先生的书虽然名气较大，但利用率也不算高，因此仍有必要列出。鲍晓鸥（José Borao）先生编译了西班牙人在台湾的文献，对于不能阅读西班牙语的学者而言大开方便之门。李毓中、吴孟真先生选译的荷西·阿瓦列斯（Jose Maria Alvarez）的作品虽然非一手文献，但系第一部关于西班牙殖民时期台湾的专著，因此也值得重视。
五、研究前景展望
在谈论可注意的材料之后，不妨再谈谈大方向上可注意的主题。总而言之，未来该区人群和商贸组织研究的发展，还需要重视基本的历史语言学和制度史训练，有条件也要兼顾计量史学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多种专业知识。对于域内域外的材料也应当竭力开拓、多面关照。至于未来对该区人群流动与区域史整合的研究，个人管见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些具有操作性的议题，从而增进我们对该区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从区域化的历史、人群跨域流动、以海洋为中心等视角看，至少有三个核心议题亟待梳理：一是重塑环南海多中心、去近代民族国家中心化的历史，二是人群在客居社会的适应性与嵌入机制，三是商业与贸易网络。
第一项议题必须涵盖环南海的中心城市或据点，难点在于把握多元族群的分布及各异的活动与表现。在去中心化历史的考虑下，近代的单一民族国家概念被解构，我们得以见到更为复杂的场景：首先不同族属的“中国人”、“越南人”、“马来人”跨越边界或特定区域到客居社会，包括仍属“国土”但主要是“本国”其他族群生活的区域。作为互相依存的流动的群体，他们可能是尚未“中国/越南/马来化”（not yet Chinese/Vietnamese/Malays）的群体的交往，也可以是跨越多个近代民族国家边界群体的互动。其次，离散族群与当地统治力量的关系也必须予以充分复杂化的考虑。以华人为例，其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都与本地政治势力有互动，然而远不仅如此，其历史亦非单纯的“外国人与本地人”或文化和经济“交流史”的维度。在海岛地区，苏丹们偏好用华人来抑制贵族和官僚机构的权势，因而类似“自贸区”的政策时有推行；在荷属东印度的一些地区，基于大量土酋存在与荷兰人对华人赋权的背景，华人属于统治阶级抑或被统治阶级充满模糊性，确定无疑是被统治者的只有本地平民。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历史的区域化研究就成为不仅可以消解民族国家叙事和矛盾的有效实践，还能揭示阶层和区隔的权力本质。
综上所述，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可以关照移民及其“起源”，研究其在这些港市中的流动方向。其次可以看港市如何创造孤立、隔离、联系和分类等多种可能。再次可看人群在这种区隔和联系下的本土化或区域化进程（难易、成败、特点）。第四和第五步看国家议程（state agenda）与人群的能动性（agency）及其互相依赖程度。这个过程涉及政治平衡与动荡、国防与疆域开拓、铸币与财政、商贸网络与国家竞争等重要议题。第六步可以基于前五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并通过不同变量的增减评估其有效性。第七步可以反思一些诸如“涵化”和“种族阶级化”的概念，这种基于东南亚复杂历史所见的状况会与当前占主导话语地位的基于欧洲、美洲和非洲史的经验有所不同，因而有完善或颠覆现有理论的前景。第八步可以发掘一些不太为先前研究所注意的次级区域，如海南岛、苏禄西部海域、西北暹罗湾等，这些“未被看到”（unseen）的区域可以丰富之前总结出的类型，也可以验证各种结论的有效性。总而言之，这些以多个中心表现出来的去中心化的历史所提供的基础，让我们得以揭示在互为客居社会和多重适应性背景下环南海的人群流动性。该区复杂的王朝和殖民统治遗产，为研究离散族群如何在不同的系统和中心活动提供了可能，其不同的适应性和嵌入性也正构成第二项议题。
第二项议题“客居社会的适应性与嵌入机制”是对基本已经走进死胡同的“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的拯救。涵化理论本着对“同化”（assimilation）理论的拨乱反正，既带有政治正确的光环，也修正了后者忽视的互动性与渗透共融特点。然而，涵化理论首先没法确立临界点，证明怎样就算“化”或如何就是未“化”；其次，涵化理论有滑向绝对相对主义的趋势，泛而化之地终结了对于文化与族群平等交流和共存以外议题的讨论；再次，基于涵化绝对标准的缺失与所可以开列各项指标的多重性，必然导致争论常沦为“鸡同鸭讲”、“各自表述”。相对而言，诸如“印度化”、“中国化”不那么受欢迎，而类似“蒙古化”、“满洲化”则似乎较容易被接受和吹捧，同理而言，在该区研究中，“马来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应该仍然是很有潜力的话语。对于该区涵化的研究也能对中国史尤其是满蒙维藏史的研究有所回馈。必须说，华人在该区，暹罗化、越南化、马来化、爪哇化、菲律宾化的趋势都是存在的，以此逻辑和历史过程而言，拒绝承认其他族群在华有华化的趋势和特点是用一种偏见代替另一种偏见。其次，如果注意到族群与区域之外存在更广泛的认同或自我定位的事实，以及注意到当代“汉人”地区青年出现的一些分离动向和与特定人群区隔（distinction）的思想，汲汲于论证的汉满蒙维藏区域的不同也并不高明——也就是说，“汉”未必有想象的那么相同和合理，而清人、中国人也未必有那么不同或不合理。若过于执意“中国本部”，其武断正如其批判对象。最关键的是，不少新生代根本导向转为不分“少（民）”“汉”，但问“支”否，因而根本上摒弃了原有的各种议题，也对现有学术议程提出了挑战。实际上，认同与抗拒的机制和趋势是共存而同时进行的，研究这种机制和趋势必须正视这种双重性。在现代社会，由于信息传播的便利和其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异质的个体完成同构型聚合的能力大大提高，也成为更常见的现象。如果以固有成见看问题，沉浸于与自己共享政治观点、逻辑或历史意识的小圈圈中，很容易“一叶蔽目，不见泰山”。因此，与其不断争论带有自身政治立场和认同偏见所导向的议题，不如研究人群在客居社会的适应性与嵌入机制，“适应性”仍然是涵化理论的范畴，而“嵌入机制”则更多考虑人群的能动性及其历史发生过程，基于这种研究去重新认识人的自我定位和因应的现实灵活性和演化性。对“机制”研究的强调目前学界并不陌生，但对于该区人群如何利用制度的有效性而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则研究仍不足。
以华人活动而言，王朝统治和殖民统治塑造了一系列不同的离散族群政治认同和效忠，即表现为不同程度地对在大陆东南亚地区官僚体系以及在海岛东南亚地区合作和代理体系的渗透。如果说适应性的研究重在强调多种适应策略，则嵌入性机制的研究重在体察制度性和系统性嵌入，以及双向地理解其对多元中心地方生态的重塑。评估适应性是很困难的，剔除个体因素，还需要将区域、阶层、族群、时段的差异分列予以考虑。比较这些差异对华人社群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辨识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适应模式或形态。如果想找到关键的不同适应要素，变量的衡量极为关键。嵌入机制的研究则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发生的过程和系统性交织。诸如经典的“推力-拉力”理论或其后任何修正理论并不涉及社会嵌入的实际机制。因此，我们不仅必须研究寓居者和移民们如何立足于新社会，更当体察其如何利用制度或自身在地化去获利、同时塑造本地生态。我们还应考察离散族群如何在特定时间流入特定区域，这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嵌入机制的研究。与适应性更强调单向的概念不同，嵌入机制强调过程和制度化的系统卷入。这种方法不仅对我们反思政策制定者和适应者的立场有帮助，也对指出华人如何反过来塑造地方和区域生态有帮助。这种重塑可以是短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与介入，也可以是长期的经济活动的潜移默化。华人在东南亚的采矿活动过去多少为若干学者所留意，然而华人对本地货币政策的影响却迄今为止仍是空白。最后，对于华人社群聚居区隔离状况的研究也很难令人满意。未来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四个维度的隔离：沿海或港口之于内地的隔离、城乡隔离、定居点或城市内的隔离，以及世代的隔离。前三者在以往对广州、澳门、会安、铺宪、堤岸、河仙、马六甲、吧城、马尼拉、大员、鸡笼、淡水、泉州、漳州等地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可以找到支撑材料，第四种隔离目前是研究的难点。该区复杂的联结也可以为涵化理论添砖加瓦。比如孔飞力以欧洲、北美和澳洲的中国移民社会为比照对象，指出在东南亚殖民地社会的海外华人所处状态明显迥异。其延续的基本是华人“中间人”的身份状态在独立后的东南亚民族国家中被视为殖民者同谋的观点。不过这种相互影响更多还是表现为相互依存，而不仅仅是任何一方简单的移入或者“地方性知识”的故事。如前所述，王朝统治和殖民统治塑造了不同的适应模式，而华人不同的嵌入机制最终也重塑了本土社会。这些现象反映了华人迁徙和扩张、东南亚本土发展的不同面相。
最后一项议题是多年来一直不断有学者关注的商业与贸易网络研究。该议题的难点在于我们经常止步于描述大量船只和贸易的存在、统计船只数量和一些主要商品的的交易量，以及醉心于用这些有限而破碎的数据或欧洲殖民者的只言片语谈论譬如华商势力之盛的主题，缺乏深度。基于前述环南海多中心的构想，未来的研究首先必须超越当前简单的“交流史”或“互动史”的模式。第一，应该考虑跨区域联结如何受限于本地生态结构，因此应当着力改变本地史（“外国史”、“世界史”）研究薄弱的现状；其次，当讨论环南海多中心的多种适应性时，先要探讨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多层级的制度，以及其如何运作。以往对于商贸网络的研究也常只着意于简单的港口对接（甚至只是船只往来），对于商业操作的研究极其有限，而不理解组织和运作奢谈贸易网络是无益的；第三，贸易网络的研究常常将贸易口岸视为平面上均质的点，这种预设忽视了离散族群和口岸本身的异质性及背景的差异。而对这种异质性的追索可以进一步延展到不同的客居社会和口岸，如果同族群华人散布到不同口岸，也能评估多大程度上不同类型的政权塑造着华人的异质性。简言之，变量和常量的设定不应该仅仅是两地。以缅甸为例，暹清缅三角关系的角度探讨便能盘活相关的华人和缅甸对外贸易研究。就亚洲海上区域贸易而言，有研究表明虽然缅甸的海上贸易更多是置于具体的跨孟加拉湾贸易背景下的活动，但以印度东部羯陵伽古国的例子看，其本土交易市场汇聚的是来自包括缅甸、中国、阿拉伯和其他东南亚地区的货物，缅甸与其他亚洲地区的交流网络并不一定仅仅在下缅甸和西部沿海进行。同样，关照作为第三方外来力量的荷兰人在孟加拉和缅甸的扩张，亦能发现其导致海上强权阿拉干王朝的衰落。更有甚者，三方互动还会扩展至多方。迪吉克（Wil O. Dijk）论及“中缅贸易”时，精彩地揭示了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介入背景下，两国基于陆地展开的进出口棉花和铜的贸易如何跨越海洋、在榜葛剌和印度东海岸等地市场彰显，又如何波及至其他东南亚海上世界。其中，荷兰人对经由中缅贸易从云南流出的中国铜钱加以利用，甚至在巴达维亚和锡兰赋予其法定货币的地位，是引人入胜并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
最后，我谈一下这些已实践或未实践的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时间和空间的可能。前近代的时间段的大致定位，一般在1400-1800年左右摇摆。对于该区来说，时间稍早于1400年可以解释为该区各主体族群开始摆脱早期印度化的影响，创造属于自己的史颂和历史文献。1400年以后则是郑和船队带来的一些中国的影响和对马来世界而言最重要伊斯兰化的火种，以及对于大陆东南亚来说最重要的高棉帝国的衰落和暹罗、大越帝国的崛起。1500年以后，中国移民大量涌入、越南开始显著南进、西欧殖民势力扩张到该区，这些深刻改变区域结构的大事件驱使东南亚本土的王朝国家经历了重要的重组。抛开重大事件不论，1500年以后，日常频繁的流动已预示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越南人南进并压缩占人（Cham）和高棉人（Khmer）的生存空间，暹人也向南扩张（同时也抑制了穆斯林势力北向扩展），有不少华人也向南移动；马来人则向群岛东部扩张，爪哇人和米南加保人进驻马来半岛，布吉斯人向西运动。1600年后出现的系列事件对区域结构重塑也很显著。岛原之乱后日本锁国、明清易代、清郑纷争、越南的郑阮内战和西山之变都对离散族群的生存状态有重大连带性影响，比如反清的离散华人在广南填补了日本移民收缩留下的真空，也有更多人卷入了对阮氏内战的经济和军事支持，西山之变则将他们完全带入越南国家政治冲突与主政者的政治军事布局之中。十八世纪后半期，或者说1800的节点对于该区同样意义重大。
从离散华人的角度看，人口压力和经济利益是其1500年以后大规模涌入东南亚的主要原因，而在1800年以后其扩张进一步受制于或被西欧殖民势力操纵，而其本土化或重新“中国化”的步伐也更明显。十六世纪以后，西欧殖民势力确实凭借其在航海技术和武器上的优势有效地建立和控制了东南亚的部分行政和法制系统、港市，以及建立了军事权威。然而，其在1800年以后显然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介入该区，这个过程的强化大致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就开始了。整体而言，该区在1500-1800年期间肯定比1800年以后异质性程度更高。1800年以前，离散华人有更多的选择和采取更多可行的策略来嵌入东南亚本土社会，然而1800年以后路明显窄了：建立城市国家或自治领地已不再可能，公司（联盟）、甲必丹系统、港主系统更多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序之中。就西方殖民势力的升降看，1800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的巴达维亚衰落了，而英国主导的殖民地体系冉冉升起，其对人口和劳力的操控能力也大大增强，其结果奠定了今日新马华人社会的格局。
从东南亚史的角度看，“分隔”与“联结”是解释其特质的一种方法。正如王赓武先生指出的，葡萄牙人十六世纪后的到来将海洋技术、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公共财政联结在一起，这改变了东南亚的生态环境。因此这个重大事件往往被视为区域史的决定性转折点。然后，从东南亚的角度看历史面相远不仅马六甲的陷落或者前近代的“联结”那么简单。若我们从冲击和稳定两个维度同时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1500年恰是该区稳定性的另一种起点。早在十五世纪，穆斯林商人和中国海上力量的扩张已经填补了该区旧的衰落的印度-小乘佛教秩序。马六甲苏丹国（Malacca Sultanate）在海岛东南亚区域的崛起也抑制了暹罗的力量，从而确立了分属两个世界的穆斯林和上部座佛教徒基本的政治和宗教边界。中国回教徒依托明代海洋势力在十五世纪早期的扩张确立了其在马六甲南面和东面的社区，他们很快本土化了——“中国人”在马来世界还没伊斯兰化之前努力传教推动其伊斯兰化，这当然是历史的吊诡之处；而后几百年另外的“中国人”遭受伊斯兰“非我族类”般的屠杀，更是历史的另一个吊诡。亚齐（Aceh）、柔佛、廖内-林加（Riau-Lingga）、爪哇和北婆罗洲（Borneo）的穆斯林继续在群岛地区扩展并清除残余的爪哇化印度教势力。简言之，1500-1800年正是奠定了现代东南亚基调的时代，马来群岛南部和东部的伊斯兰化持续进行着，除了东南亚群岛的“边缘”——菲律宾群岛北部，由于西班牙人1565年的占领而走向天主教化。这种图景与进步论或西方殖民史式的描述或历史解释迥然不同。
基于以上年代断限的讨论，可以看出时间的选定对空间的框定有合理化的倾向，而空间的框定也对时段划分有同样的效果，二者一定程度上互为意义。环南海地区作为空间的合理性，除了年代断限所见“分隔”与“联结”的共性之外，从半封闭水域的特点和离散华人的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首先，这个巨大的区域是实践以海洋为中心分析的绝佳场所，其水域被大陆、岛屿、半岛、群岛包围。其次，通过对大陆中心系统的拒斥海洋史的各项议题得以展开，而一个非中国中心的历史观察也成为可能。从个体能动和活力及去国家主义的视角看，东南亚离散华人的研究正合去中心化的主题。再次，由于中国涌入该区的寓居者和移民大致来自相同的区域，也大致在同一历史时期开始大量涌入，我们获得了观察同样群体的绝佳样本，也得以更好分析其他变量。也就是说，我们对时间和空间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但最后仍然需要回到对不同人群行为模式的观察、理解和分析上，通过人去理解历史。在漫长的地理时间中，环南海由季风联结起近距水域的活跃和远距水域的分隔，从而创造出多样的组织和富有层次的网络。这种作为中层结构的组织和运作籍由富余人群的流动和支撑最终创造出环水域多中心的边界，这就是前近代社会留给今天的遗产。
（原刊《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78—99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