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织网：当代亲属关系的建构
程美宝
史学家在阅读手钞或印刷出版的族谱文献时，都知道不少世系记录的内容是虚构或附会而成的，此尤以有关早期的祖先记录为甚。近年，许多研究者已经考察了这类世系的陈述结构和模式在怎样的社会和政治情境中产生。然而，由于族谱一类的文字资料较少透露编纂者具体的编谱经历和感受，史学家在解读“历史事实”的时候，很容易会忽略的另一层事实是：当事人并不认为，或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虚构”世系或其他族谱资料。相反，由于认祖归宗事关重大，大部分族谱编纂者，尤其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会尽量求真，力求编纂出一套准确无误的族谱；而根据这些事实和信念，他们也寄托了对于自己所相信的始祖和原乡的感情。到底族谱编纂者如何编纂一套他们认为完备的族谱？他们选取或放弃某些事实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凭什么相信自己或自己所属的家族与另一个同姓（甚至异姓）的个人或家族有血缘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在历史文献中都不一定能够找到直接具体的答案。也许我们可以参考当代的编谱个案，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近年互联网上兴起的“寻根”网站，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料详尽的个案去思考这个问题。互联网特有的数据储存和超文本链接功能，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电子族谱”与传统纸本族谱在本质上的差别。本文利用互联网上协助人们寻根认祖及编纂电子族谱网站的资料，辅以访问所得的事例，除了回答上述问题外，还尝试探讨在交通发达、资讯流通的21世纪中，城市人建构宗族联系的活动到底和过去乡村社会的同类活动有何异同。
一、寻亲寻根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互联网上存在着不少以华人为对象的寻亲或寻根网站。这些网站帮助人们寻根或寻亲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提供对话平台，让人们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寻找可能和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人，从而追溯自己祖父辈的来历；二是协助人们利用数字化的族谱资料以及在计算机上使用的编辑模板，编纂自己的族谱。其中一个网站叫“中国族谱网”（China Gen Web），它最初由居于美国的David M. Lawrence主持，是“亚洲族谱网项目”（Asia Gen Web project）的一个分支，而“亚洲族谱网项目”，则是“世界族谱网项目”（World Gen Web project）的一个分支。该网站的宣传口号一语道明了主事者的愿望与假设——“寻找你的祖先，快而准”（“Find your ancestors, Fast, Guaranteed”）、“让族谱把世界联系起来”（“Connecting the World Through Genealogy”）。浏览该网站，我们可以见到不少海外华人在对话平台上发布消息，提供个人的基本资料和他们对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仅知的一两条材料，希望其他浏览者看见之后能够提供协助；也有一些人在网上寻求学者或有经验人士的协助，编纂自己的族谱。其实，许多信息发布者除却自己的姓氏之外，对自己的家庭背景是一无所知的。
骤看之下，上述的信息发布与过去在侨刊或其他文字甚至电子媒介（如播音及电视）发布寻人信息没什么分别。不过，近年计算机世界发展出来的数据保存和处理方式，以及超文本链接技术，无不大大扩充了人们对资讯的掌握和运用的可能性。“中国族谱网”在协助用者寻亲方面便提供了各类数据库的链接，包括人口普查、婚姻生死注册、从军记录、移民和归化记录、土地和法庭记录等，当然，使用这些数据库往往都是需要付费的。此外，从“中国族谱网”又可以进一步链接到另一个由新加坡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经营的“寻根网”(Chinese roots)中英文网站。这类网站都提供通信平台，让网民发布信息，向浏览者提供协助，包括提供线索和资料、介绍相关网站和参考书籍，以及教授人们如何编纂族谱。
大抵由于“中国族谱网”是一个英文网站，在该网站提供的对话平台上发布信息的多为第四、五代的海外华人，他们似乎大部分都不懂中文，有些甚至不知道自己姓氏的中文写法，只凭一两条他们所知的关于祖父辈的消息，如饥似渴地希望浏览者能够提供哪怕是一点点的资料。例如，一个名为Ah Ching的人在“中国族谱网”上发布以下一条消息：
Grandfather was Ahyou Ah Ching, born Canton china, migrated to
2001年6月2日另一个人发布的一条消息只是说：
Hello ppl. I have absolutely NO info on my family roots except we came from Canton in the Yin-Ping county. Anyone help? Louis Shum(我对我的家庭的根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们来自广东恩平县[按拼音估计为恩平县——引者注]，有人能帮忙吗？Louis Shum——引者译)
居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Brenda在此网站上发布的家庭资料比较详细，她知道她的祖父约于1895或1896年在广东省和平县Chiek Sui[疑即赤水——笔者]Tan Wo Lee出生，年幼时跟叔叔到了加拿大，取名Herbert (Harry) Taylor。她祖父常汇钱回家，最后在新斯科舍死于气喘病，那时他已经在当地开了一家饭馆、一家洗衣店和一家照相馆；去世时儿子（即Brenda的父亲）还不到20岁。据说，他因为要付医药费，须变卖产业。凭着这些资料，Brenda显然希望能进一步找到其他亲戚：“我时常梦想能够联络上我在中国的亲戚，如今，互联网可能是其中一个可以让我梦想成真的途径。我才利用互联网不久，任何看过我这则通信的人，如果有任何能够指点我迷津的消息，请让我知道。”
在该网站上发布寻亲或寻根的通信所显示的个人或家庭的资料，情况大同小异。发信人的曾祖父辈一般在广东或福建出生，于19世纪末到北美、南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或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等地区谋生。他们一般在中国娶妻育儿，也有些在外国同时娶了妻子并生儿育女。他们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从此便留居国外；发信人往往就是这第二、三代人的子孙。这和我们所认识的近代华侨家庭的结构颇为吻合。
作为一个史学家，网上发布的这些消息固然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历史资料，同时，这些资料的表述和即时牵引的关系，也有助我们理解各式各样的人的感情、渴望和尝试。但到底人们是如何透过互联网来寻亲寻根的呢？他们如何确定某人是自己的亲戚呢？“中国族谱网”的一些个案可给我们一点启示。
首先，“同姓三分亲”的想法，在盼望寻根的人中颇为普遍，不少人都在网上说出自己的姓氏，希望联系上任何同姓而又可能有关的人。例如，2000年12月14日，Gilbert D.R. dela Cruz在“中国族谱网”发布消息说他的曾祖母的姓氏是Limcolioc，希望找到有关她的家庭的线索；他向网友询问，Limcolioc是一个姓氏，抑或只是一个名字，因为他的其中一个祖先的名字似乎是Lim Co Lioc。这则消息不久获得回应，2001年3月2日一个居于美国三藩市名为Ramon Limcolioc的人发布消息说，他的父亲姓“Limcolioc”，他听闻他的祖父从中国去菲律宾时，原来的姓氏是Lim con Lioc；在该网站的对话平台上，他觉得他和Gilbert D.R. dela Cruz“可能有关系”（We might be related）。7月8日，Gilbert回信给这位Ramon Limcolioc先生，说他那位也是姓Limcolioc的曾祖母嫁给居住在菲律宾邦板牙省（Pampanga）的Benito M. Rivera；夫妇二人后来去了三描礼士省（Zambales）；因为他的曾祖父被美国政府委任为三描礼士省Cabangan一地的首任市政府或市议会主席。Gilbert告诉Ramon，在三描礼士省Cabangan那里还有很多姓Limcolioc的亲戚，其他则大多住在美国。
由同姓而联想到同宗的想法，往往会启发某些掌握较多资料的人士向网友提供消息。这类网上的通信其实也在引导着人们如何重新发现先辈的历史。例如，2000年3月18日Maureen Adams发出一个寻找高曾祖父的消息，他的高曾祖父名Tang Chow，约在1801年生于广东，1820-1840年间到夏威夷谋生，在一蔗糖坊从事制糖工作，同行的可能还有他两位兄弟。这则消息发出一年后，一位叫Tang Cheuk-bong的网友在2001年3月8日给Maureen Adams提供一则材料，用香港新界邓氏宗族来历的故事，解说邓氏的来源。
对自己祖辈中文姓氏的中文写法一无所知的人，只能够用英文拼音在网上查询，而其他浏览者提出各种可能性，也影响到当事人寻亲寻根的线索。Serafin P. Barretto Jr.于2000年7月16日在“中国族谱网”上发布消息，找寻祖父的历史，他只知道他的祖父在福建出生，原来姓Uy，到菲律宾后随教父（godfather）姓Barretto。发信人大抵不懂中文，有人告诉他Uy应该拼成eing或eng，是黄字；也有人说Uy用普通话念可能是Wei。此信息发布后便有人回应说发音Wei的中文姓氏有两个字（该网民的意思可能是指“卫”和“韦”——笔者），但与“黄”则风马牛不相及。7月27日又有人问当事人如何读Uy这个字，并指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客家人会将之写成“Ooi”、“Oei”或“Wee”，读音是“oooeee”；福建则是“Ng”，这都是“黄”的拼法。8月更有人发信给Serafin说自己的情况和他一样，菲律宾姓是Barretto，中国姓氏也是Uy。这一串的回答让另一个菲律宾华裔人士在8月29日在网上提问说，华人到菲律宾后是否大多会改掉他们的姓氏。
其次，对传说中的祖先来历深信不疑，使异姓的人也有可能联系起亲属关系来，透过互联网，这种异姓同宗的网络更有可能越织越大。一位住在夏威夷名叫Lester D. K. Chow（周）的先生，在该网站上说他希望找到Chow Shun Cheong的后人。他相信周族属帝皇之裔，并欢迎任何周姓而又有兴趣找自己族谱的人士与他联系。此外，他又表示，所有姓林、常[？]、古[或顾？]、胡、吴、程、何、蒋、毛、蔡、孙、叶、王、黎[或赖？]、纪[？]、郭、刘、吕、邓、萧和杨的人士，都是周朝皇帝或贵族的后人，同属一家，皆欢迎加入周氏宗亲会。
为什么人们感到有编纂族谱的需要呢？是为了保存家族的历史吗？以研究中国宗族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说：“[族谱]是一系列有关起源和关系的宣称，一张凭照，一幅展示散布形态的地图，一个为各类社会组织而设的框架，一张指示行动的蓝图。它是一套政治宣言。”至于较具体的研究，刘志伟以“宗族的历史是由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为前提，拆解了珠江三角洲一些族谱的结构，说明了撰谱人士关于始祖、始迁祖、定居祖或入籍祖，以及后来建立起宗族的各种制度化设施的祖先的历史陈述，如何展现了某宗族自明朝开始移居开垦，定居某地，登记入籍，以至在地方上建立起相当势力的历史脉络。由此可见，族谱中有关祖宗事迹的追溯，不管是更接近传说还是更接近史实，追溯的叙述本身就见证着整个宗族在当地权益的确立。在地方社会中，族谱的编纂和签立契约相近，它确认了个人和群体的身份，建立起社会秩序，也划分了具体利益的分配；个人在世系图里是否占一席位，附带着怎样的标签，就界定了这个人在宗族里的身份、权利与义务。
可是，对于离开了传统乡村社会、长年在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族谱的仪式性和感情的意义，可能才是促使他们愿意花费大量精力、时间和资源去编纂和维护家谱的动力所在。现代人觉得族谱重要，甚至肩负起编纂族谱的责任，往往更多是基于对父辈的感情和尊重的考虑。上文提到的“寻根网”刊载的以下两段故事，也许让我们更容易明白现代人编纂家谱的理由。如许桂美《我的寻根经历》中谈及父亲要她抄家谱的事时说：“提到‘家谱’这两个字又怕又恨的情绪，直到高中时才有了转变。有一次几位外省籍的同学取笑说我是蕃仔，情急之下我脱口而出说：胡说，我原籍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积德乡崇信里赤石乡扬厝堡下厝垄厝人氏……。当时在场所有的同学都愣住了，而一股浓烈‘根’的情愫也油然而生；此后，没有同学敢骂我是山地蕃。我呢，也一反过去的憎恶，认真地去认识先祖们及体悟父亲的苦心。”在这位作者成长期间（估计是1960-1970年代）的台湾社会，能够清清楚楚地说出自己的原籍，是很多人摆脱“山地蕃”这种带有歧视性的标签的一个重要根据。另一篇出自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之手并在“寻根网”上转载的文章，则道出了一个思乡情切的老人编修族谱的心愿：“我还记得，早在我的初中时代，父亲就四处找资料修族谱。由于我们这一支系来台肇基后历世寒微，无力修谱。父亲走访了同宗中较有门第之家，参酌族中口传，竟大抵修成了一个骨架。但对于我系南来入闽后的某一代人无法确认，留下一个谱系上的缺口，多年来成为父亲的挂虑……1986年，他自以为身体衰退、再不入闽，谱系的破绽永难修补，在幺妹、妹婿陪同下从北美兼道访问大陆，回到我系七世前所从来，而七世以来从未归省的原乡——福建安溪县。父亲近乡情怯，心情激动，竟引发心脏不适。陪同的人力劝不再进入近在咫尺的原乡金狮石盘，请人到祖家捧来幸而未曾被‘文革’毁弃的大族谱，一经比对，就把断层完全续上了。为此，父亲大喜过望。他的喜悦，也使内地陪同的人深受感动。”
对于离开乡土或从来没有回过故乡的人来说，编修和维护家谱的动机，往往并非因为利之所致，而更多是由于情之所系。笔者在2001年访问了一位原籍南海T乡，数代在佛山工作及定居的S女士，从而进一步了解一个当代人编修族谱的具体过程。自1986年起，S女士一直坚持不懈地编纂《岭南S氏族谱》，S女士之所以花费那么多精力与时间去承担这件事，很大程度是由于父亲的敦促，而启发她父亲想到编谱的则是一宗十分偶然的意外：
十五年前，我家乡南海T乡的大队部发生了一场火灾，焚烧了一些大队部的文件，其中掉下了一本东西，一看原来是族谱。族谱以前被认为是“封资修”，人们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即使后来改革开放，但大家已经忘记了有那么好的资料可以利用。这份族谱救出来后，全本湿透，吹干后重新订装，我们才知道是S家族谱，此族谱修于光绪年间，是我的太公和他的兄长编写的，当时已经属第五或第六次修谱。
我的父亲看到这本族谱之后，认为只是抄本，不是原稿，那么，原稿在哪里呢？当时国家的整个形势都容许我们从家族的角度搜集资料，以前是不容许这样做的。我父亲觉得，自己祖父一辈人经历抗战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又经过许多运动，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让他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族谱，找到这个抄本后，父亲便嘱我到老一辈像叔公叔婆等家庭，逐家逐家去问，最后在六叔公的家找到一本原本，有太公兄弟三人的印鉴，非常清楚，有了这本做基础，我们都希望能够续修族谱，这中间已经中断了103年没有修谱了。
据S女士称，她父亲在发现这本族谱前，虽知道S家有族谱，但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向家人提起，自从该本族谱重新面世后，便提醒了他。S女士说：“我的祖父和伯公都是修谱的，我的祖父也负责编修佛山地方志，但没有人提醒我的父亲，他也一直没有讲，自从出现这本族谱后，他便很想找到原本。”
S女士这番叙述和上引许佳美与陈映真的故事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当中述及的三位父亲在编修族谱一事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这三位父亲不是与乡人分隔已久，就是对家族的事多年只字不提。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觉得需要编纂、维护和接续家谱，而家谱所示的世系之所以能够接续，是因为很多人尤其是老人都“知道”他们的家族有族谱，或至少相信他们曾经有过族谱。
二、网上编谱
上述三个故事的人物，都有纸本族谱为基础，让他们延续或扩充他们的谱系。相形之下，在“中国族谱网”发布消息寻亲寻根的海外华裔人士，不但手上没有文字族谱，甚至对中国和中文资料毫不通晓。经过在互联网上和其他网民交流，他们知道，族谱资料可能是他们寻亲或寻根的重要依据，一些网民甚至有兴趣编纂起自己的族谱。投资电子商业的人士由此看准了一个市场——编纂族谱的市场。作者在本文一开始便提到的“寻根网”网站遂应运而生。“寻根网”网站宣称其“拥有的华人家谱中心可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得以建立自己的家谱，保存家族记录，甚至找到失散的亲属，建立更紧密的家庭关系”。用户可利用多个搜索引擎，链接到以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目录为主体的家谱数据库，以便“寻查家谱、查找姓氏起源、寻找失散亲人和可能有的家族成员”。建立这个网站的宗旨是“发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促使家庭关系发展和信息交流，并最终为全球华人锻造一种紧密的亲属关系”；它营造了“一个华人家族成员相互联系的私人环境”，并且“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
为什么要编纂家谱呢?“寻根网”给网民画出了一幅很美好的图景，也提供了一些很实际的理由：
有了家谱以后，不论家人亲友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上“寻根网”家谱中心，就能彼此保持联系。您也将在建立家谱的过程中，了解到家族的历史，通过网站认识遍布世界各地的族人，从而获得更多世界不同地区的信息。在取得联系以后，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互相帮助，分享家族中杰出人士的荣耀。很可能，在新加坡的王先生在“寻根网”建立家谱，认识了在美国工作的远亲，他们通过网际网络保持联系，后来联手进行跨国贸易，收益甚丰！另外，因为这个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在同族某一个人患上特殊的疾病，需要找到同血缘的器官时，会有更宽泛的选择范围。
那么，谁可以编纂家谱呢？作为一个商业网站，“寻根网”的目标，当然是要尽量扩大这群消费者的数量。该网站说：
家谱原本是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士来续补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您只要是寻根网站的会员便可以建家谱。如果您没有在您之前的家族信息，您也可自己开始建家谱，这样您的子孙后代便能根据您建的家谱一直续补下去，使之留传百世。您的子孙将能从中了解您的业绩，子孙后代能因此保持联系。
到底个人如何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编纂族谱呢？“寻根网”具体的做法是提供理论上容量无限的数据库、检索工具，以及编纂族谱的模板，给用户使用，这都是近十多年来计算机世界数据保存和处理技术发展的结果。这些数据和工具之所以被认为有助个人编纂族谱，实际上就是假设搜索引擎和超文本链接所产生的数据之间的关系，可以引申为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而数字世界中数据之间的关系和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之所以被认为能够互相对应，则是基于以下几个假设的。
首先，其最基本的假设是每个家庭原来都有家谱，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记录已被改变、遗失或毁坏”。这样的假设，我们在传统的纸本族谱中已经是司空见惯，因为这是确立一份文献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前提。“寻根网”以“每个家庭原来都有家谱”为前提，提醒人们，“家不可没有家谱，快来登记吧！我们送您一个家谱，真快，真容易！”这个“送”的意思，就是给会员一个家谱样本做借鉴，给会员一份“建谱必读”的材料作指引，帮助他们建立家谱。
接下来是如何建谱。网站的指示是：“建家谱前，请先搜索可能与您相关的家谱。”比如说，你输入一个“杨”字，便会搜索、链接到一个“全球杨氏家谱”的画面，并说明“有X个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符合您的搜索要求”。这是编撰电子家谱的可行性的第二个假设，就是同姓就有关系，尽管它没有说明是什么关系，尽管这众多杨氏分散在天南地北。这样的同姓关系之所以可以漠视地理因素，是基于第三个假设的，即每一个姓氏都可以寻查出一个单一的起源。
“寻根网”还制订了一系列的编谱指示供用者参考，列举项目包括：（1）世系表（成员信息，以图表形式反映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2）家谱前言；（3）家族来源；（4）家规；（5）辈分表；（6）家谱后记。其中世系表部分，“寻根网”站还提供模板，“首创以树的形式呈现世系表，突破了传统方式的限制（如五代为一表等），家族成员的关系体现更直观、更清晰”。该网站又提示，建家谱需要建谱者个人、家人、相关亲戚的姓名、籍贯、家族的堂号、郡望、辈分等资料。最有意思的是，“寻根网”声称“如果您没有这些资料的话，可从您自己现有的资料开始或在网上搜寻同家族相关的资料”。
简单来说，“寻根网”的制作人和使用者之所以相信通过搜索引擎寻找出来的数据是有关系的，其实是在来源繁杂的资料中找出在姓氏、名字（包括讳、字和号）和地名等方面重叠相关之处，加以互相对照。这种在所谓“无纸张”的网络空间进行的资料比照和选取，其实是我们在文字社会里长时间培养出来的思维习惯，也是普通人甚至某些史学家对史料的认识和处理的训练。
三、如何“链接”
究竟这个靠来源不同的文字资料编织而成的亲属关系，是根据什么准则来决定的呢？其实，要编纂一本所谓“完整”的族谱，实际上也就是把过去的、异地的，不论就时或空而言，都和自己素不相识，甚至从不存在的人物，纳入或排除出某时某地编纂的族谱。到底编纂者如何决定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和自己是否有亲属关系呢？上文提到的S女士编谱的例子，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从火场中救出和从她六叔公处拿到的残谱，S女士知道从南宋TC公开始，岭南S氏族人陆续散居广东各处包括南海、番禺、清远等地。藉着这些地名，再加上许多机缘巧合，S女士和其他S氏成员十多年来跑遍了广东、广西、安徽各有关地区的县、市、镇、乡等有S姓的地方，逐一查证当地人是否与南海T乡S氏有关。他们首先找到的S姓族人，时居番禺A镇甲山东村，也就是他们称为“番禺甲山房”的。S女士有一名侄儿在番禺B乡经营石场，一天，他到当地的市场买菜，和卖鱼的人聊天，知道彼此都是姓S，卖鱼的人是B乡乙村人，随即带他入村，并认为彼此同属一个太公，言语间也显示出他们认识S女士那几位地位显赫的太公和太叔公的名字。后来，他又说当地附近有很多S姓的人，可以带他们查访。随后便带他们去了甲山，走进了当地一条村，该村1000多人全都姓S，且有族谱可查。
接着，他们又透过B乡乙村的人联络了广州市C镇丙村的S姓人士。在差不多的时间内，他们同时联络了番禺B乡乙村、A镇甲山东村，以及广州市C镇丙村三处的S姓，并认为大家都出自同一太公。他们都能拿出族谱，证明彼此均属同一太公的分支，由此他们又知道他们的太公在岭南有13房之多，后人遍布许多地方。而且，从族谱所见，他们认识到S氏都是从珠玑巷下来的，因此，他们又专程到珠玑巷，发现珠玑巷也有姓S的，但什么文字资料都没有，从“番禺甲山房”的资料所见，珠玑巷S氏是南宋TC公留下来的一房，所以，S女士和其他编谱的成员认为，即使珠玑巷S氏拿不出族谱，他们与番禹A镇甲山东村、B乡乙村，以及广州市C镇丙村三处的S姓均属同宗无疑。
由于他们的族谱提到有三水一房，因此，三水就成为S女士下一个目标。S女士通过她表哥认识的三水邮电局一个职工，获悉整个三水只有D镇一处有姓S的居民，由此，S女士等便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三水房。三水S氏没有族谱，镇长看见S女士持有的族谱有三水房，而整个三水就只有他们姓S，便认定他们必属同一太公的后代无疑。该镇长很热情，说他们有人分了去罗定，建议去罗定找找。于是S女士等人又去了罗定，结果到了罗定山区某个地方，找到当地姓S的人，他们的祠堂所记载的对联和匾额和南海T乡的是一样的，S女士他们当时认为，罗定这些姓S的人也是和他们出自同一太公的。
不久，他们又得悉新会有姓S的人，于是便通过政协去到新会D乡，找到几个S姓的村，当地人都知道南海S氏在清末曾出过几位显赫的官员，又说得出南海S氏的许多历史，就认定必属其后人无疑；彼此都为此感到很高兴。后来，S女士又听说湛江有S姓的人，便专程驱车到湛江吴川县，看过对方的族谱，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只好作罢；稍后又去了电白，又发现查访对象的族谱与他们的没有什么关系；化州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他们认为既同为S氏，就都是一家人，之后仍继续来往。其后，S女士等人又透过政协和邮电局的协助，走遍广东省内有S姓人士聚居的其他地方。
经过这样确认得来的各方S氏，从此都参加南海T乡S氏的祭祖活动。S女士他们一直知道TC公葬在番禺，但似乎不知道具体葬在哪里，找到番禺房后，便连太公墓地也一并找到。S女士说，自此以后，“我们年年拜太公，南雄珠玑巷也来，C镇的也来，B乡的也来，三水也来，罗定也来，新会也来，一大堆人都来拜太公”。
可是，当决定要编纂族谱，认真查对资料时，S女士发现，只有四房是属于同一太公的，即她自己所属的南海T乡、南雄珠玑巷、番禺甲山、广州市C镇丙村，至于其他S氏的情况则是：
三水说和我们同太公，后来发现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们全都讲客家话，我们不是客家人。后来，我帮他们再联系了龙川S姓的客家人，核对资料，他们便跟回龙川S姓的客家人了。至于新会D乡，他们有简单的族谱，他们的太公和我们的太公是什么关系却不清楚，我只能认定是亲戚关系。B乡乙村一直都拜我们的太公，拜了很长时间，来来往往，到真正编写族谱时，他们做出一个“回忆谱”来，怎样回忆呢？我跟他们说，你们没有资料，大可以找个老人家问，于是有人回忆起他们的祠堂有个神主牌，书上“WR翁”三字，那是新会那边的，我只好说，既然你记得的并不是我们TC公，我也不能和你相认了。当时他们显得很依依不舍，整天想和我们联在一起。他们认为，他们的祠堂有许多我们太公的题字，没有理由不是一家人。他们说：“我们祠堂门口的旗杆石都有太公的名字，为什么说我们不是呢？”苦苦要求我们接纳他们，但他们拿不出资料，我们实在不能这样做。在这情况下，我们委实有点不忿，找了七、八年，找得那么辛苦，结果找回来的，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到底我们其他S姓族人在哪里呢？
番禺甲山和C镇丙村之所以被纳入，是因为S女士原来持有的族谱有载，且两地的人都能拿出族谱，可见，S女士及其他编谱成员确立寻找到的S姓人士是否与自己同属一个祖宗的一个很重要标准是：对方能否拿出族谱或其他文字资料，这些资料是否明确记载着TC公与他们有关。因为语音不同，使三水D镇S氏被排除。南雄珠玑巷的S氏，尽管不能拿出什么文字族谱资料，却为S女士他们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珠玑巷的故事深信不疑。据他们手上有的《S氏族谱》说，南宋在江西任官的TC公，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举家迁居南雄珠玑巷，其后，TC公与长子徙居广州，次子留居南雄珠玑巷，三子徙居曲江清远。现在居住在南雄珠玑巷的S氏虽然没有族谱，却有一所祠堂。他们说得出自己就是留下来的人的后人，却说不出太公的名字。S女士对他们是否与自己同宗也曾表示过疑虑，但由于族谱明确记载太公有一子留在珠玑巷，加上他们有旧祠堂，所以便承认了他们。几经转折，S女士在广东省内确认与她南海T乡S氏有关的S氏所在地包括：番禺甲山、南雄珠玑巷、广州市C镇丙村以及分别位于清远和高要的两个乡镇。
确认了这六房后，TC公以下的世代算是“水落石出”了，但TC公以上又如何呢？一直以来，S女士他们的搜索范围只限于广东省内。凭族谱资料，他们知道TC公是“宋承事郎，原籍徽州府休宁县丁村人”。拿着这几个字，通过南海政协的安排，S女士一行五人去了安徽休宁县，当地政协说他们没有丁村，只有汀村，认为这是800年前的笔误，于是径往安徽休宁县汀村，通过安徽政协、安徽文化局等的帮助，S女士到村里访问老人家，结果是族谱因为水灾散失，毫无收获。他们想，当地很多人姓S，有以某S氏名人命名的路，有纪念S氏名人的公园和历史研究委员会，怎么会没有S氏族谱呢？于是便向文化局求助，结果在黄山脚下屯溪区博物馆提出两本族谱，通过查阅族谱，终于找到TC公是当地R公的十三世，而R公是南唐时人。不过R公和TC公之间却是一片空白，尽管如此，S女士等人已认为岭南S氏的历史由此可以延伸到2800年前，从轩辕黄帝一直下来到R公，从R公到TC公，从TC公到他们。
可以说，文字资料存在与否，是S女士和其他修谱成员确认亲属关系的重要标准；语音及其所代表的族群身份（客家或本地）、历史传说（珠玑巷的故事）和物质建置（祠堂），也是他们的重要考虑。S女士这十多年来的编谱工作，有原来的族谱为基础，有同宗的企业家提供财政支持，有官方的政协和文史研究组织提供协助，甚至有在邮电局工作的朋友帮忙，再加上现代的交通设施和通信设备，都大大扩大了她寻找S氏族人的范围和可能性。
四、脱离地方社会脉络的编谱行为
S女士的例子让我们了解到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编纂族谱的动机和方法。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例子中，编纂者是一位女性，这在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族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她最后会以她父亲作为编纂的名义来出版这套族谱。S女士的个案，也可以说是界乎于过去在传统社区中编纂纸本族谱和今天在互联网上编纂电子族谱两极之间的一个现代产物。S女士作为一个经过革命洗礼的城市专业女性之所以挑起编纂族谱的重担，跟在传统地域社会中人们编纂族谱的动机大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她不过是为了完成父亲的愿望。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使她得以大大扩充各种人脉联系，不过，相对于互联网世界来说，她千里寻亲的历程，还是受到一定的地理因素的制约，也会受到她跟家乡亲人直接交往的影响；而电子族谱的编撰，则完全可以在私人环境里不考虑地理因素进行。换句话说，在互联网的世界中，编撰族谱已经从一个传统的、集体的、与乡村社会中其他事物配套的仪式，变成是现代的、个人的、城市的、在网络空间里运转的仪式。我们有理由相信，透过输入个人或家庭成员的基本资料，利用搜索引擎和超文本而产生的亲属“联系”而形成的系谱，很有可能会抹杀掉探讨个别的、具体的地方社会历史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大胆预计，假如电子族谱变得无远弗届，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华人世界的族谱将越趋标准化，这样的结果可能距离“为全球华人锻造一种紧密的亲属关系”的理想不远，却和历史上的社会事实越来越疏离，从而缔造了新时代华人世界共享的社会事实和历史传说。
走笔至此，当笔者尝试上网查阅本文所使用的2000至2001年间在网上搜索和下载的资料时，发现它们已经消失于无形。但是，我们可以因为它们已经“不存在”，就可以漠视多少人曾经在虚拟社区中寄托他们寻根问祖的梦想这个事实吗？我们可以因为纸本族谱的“物质存在”，就认定它比存在于互联网上的资料更实在和真实吗？个人的欲望和感情，如果在传统的纸本文献中罕有透露的话，那么，互联网上的材料，能否给我们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数字时代给历史学带来的种种挑战，也许是天天使用计算机著书立说的当代史学家不能轻易忽略的。
（本文收入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7—142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