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族谱与社会文化史研究（上）
厦门大学历史系 饶伟新
在中国的民间历史文献中，族谱可以说是最为基本的一个种类，也是迄今最为学界熟知和利用最多、最广泛的一种民间文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中国族谱的认识、解读和研究已经够深刻、透彻。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族谱通常被研究者作为史料来利用或使用。至于族谱文本本身的编纂、生产、使用和流传以及与之关联的社会文化史过程等重要问题，则甚少受到学界的重视。可以这么认为，目前对族谱的研究，无论在文本的解读还是在内在认识上，都还不够深入和充分，而缺少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认识，相信对族谱文献资料的利用和使用也必然受到制约。我们编辑这本族谱研究专题论文集的目的，即尝试探讨族谱研究的新视野和新的解读方法。
族谱作为一种文献资料，确实包含丰富的谱牒学、人口史、移民史、家族史、民族史、民俗史、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乃至中西交通史等多个方面的史料，以往大多数的相关研究也正是把族谱当作“客观”的文字史料，运用于上述各领域的专题探讨。例如，很早就开始利用族谱资料来做研究的罗香林先生，他在探究客家的源流或客家人的来历时，就直接把客家族谱中关于祖先移居的历史叙述当作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来处理；他在考证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国父孙中山的家世源流，以及梳理唐代岭南行军总督陈元光开发漳潮、宋元时代西域回人交通来华、明代卫所军事移民诸史实时，也是这样征引族谱资料的。同样，不少历史人口学的研究也常常把族谱中记载的世系人丁当作实际的家族人口数来加以统计和分析。虽然，有的研究注意到了族谱中关于祖先来历和世系的内容存在“虚构”和不可靠的问题，但也只是强调通过考辨甄别，纠正其中的错误，或采取有关学科的分析方法和策略，来弥补或克服族谱史料的不足与局限。简言之，这是一种古典的历史实证主义的做法，在“史料即是客观历史事实”的观念之下，族谱文献也就被当作“客观”的史料证据加以引用而已。
应该说，从他们的研究旨趣来看，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在我们看来，族谱不止是一种供史家参考利用的文献资料，它首先是一种文本，一种与社会生活或社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文本。在宋以后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族谱固然一方面记述了家族世系人口以及乡村社区生活的诸多内容，为我们了解乡村社区的人口过程和历史文化提供了基本的文字记载；但更重要的是，族谱作为一种“物质”文本，本身是由社区民众在具体的生活经历中编纂、生产出来的，并被使用和流传，从而与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换言之，族谱不仅仅是乡村社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一个具体的、动态的社会或社区历史过程的产物和结果，同时人们对它的使用和流传，又使它往往作为一种文化权力因素参与这一历史过程，对社区关系、仪式传统和文化习俗产生作用和影响，族谱文本也因此具有了社会功能和内在意义。因此，对族谱的研究，也就不应像传统史学那样，仅把它视作“被动的”、“死的”文字资料加以利用或引用而已，而应该把族谱文本本身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主体来加以解读和分析，探讨族谱文本与社区生活的历史互动关系，揭示其内涵和意义。
从概念和理念上对族谱作出“文献”（written documents/sources）与“文本”（text）的区分，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都将对中国族谱的研究具有超越性意义。在传统史学研究中，一般意义上的“文献”，不仅在形式上通常主要指印刷的、书本式的典籍或其他的文字书写物，而且在性质上也只是注重其文字内容，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自1950—60年代起，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语言语义之符号学研究和“文化转向”之史学研究的兴起，西方史学界对“史料”的性质进行了反思和重新定位，明确提出了“文本”这一概念，以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献”这一术语。他们把史家所利用的各类“史料”均看成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和社会内涵的象征系统，即所谓的“文本”，其在形式上不仅包括印刷的文字书写物，也包括口头的、图像的、声音的、甚至是物质景观的等各种形制的物品或标志。西方史家强调指出，各种形式的“文本”不仅是社会意义建构过程的产物而成为意义的载体或象征，而且文本本身，包括其物质形制、排版以及内容结构的编排等，亦具有传达或体现意义的功能，从而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也构成意义或参与意义的建构。因此，他们倡导一种所谓“文本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对各种形式的文本进行文本形制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意义解读。法国学者福柯甚至指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通过了解文献的生产制作情形确定其内涵和意义的建构过程。正是在这一新的史学理念之下，从事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学者就很注重把书籍等各种书写物（以及其他各类“史料”）本身作为一种文本，考察文本与社会的历史关系。如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就书籍史的研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书籍的历史不仅是它的产品史、它的流通形式史或它在图书馆陈列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把书看作是一种物质对象，它的结构、它的形式、它的排版是构成该书文本意思的基本元素。”在这个看法之下，夏蒂埃更进一步的是要去探究与文本历史相关的社会历史过程。
从中国族谱类型的多样性、区域性特别是其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性特点来看，我们认为，把中国的族谱（以及相关的家族文献和其他民间历史文献）视作一种“文本”，更有必要、也更有条件开展所谓“文本社会学”、“文本社会史”的研究。首先，以记录族人世系和基本生命信息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族谱或系谱，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文本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形制非常多样，既有最常见的排版刻印或手抄的、各种册式的纸质族谱，也有将族人世系画之于纸或布帛上的“画谱”（如祖图、影图、祖宗画、神轴子、布谱之类），还有刻之于石碑上的“石谱”，在一些地方曾经有过或仍保留有口述谱系，甚至还有以实物（如结绳等）形式记录世系的传统，近年来又出现了数字网络化的新型电子族谱。如果再加上各种体现族人世系和身份的神主牌位、祖先画像（系列的画像则构成“画谱”）、像赞、墓碑、墓志铭、祭祖簿、坟谱、添丁簿、新婚簿、寿序，以及反映家族发展历史和家族活动的祠堂碑记、祭产簿、族规家训等家族文献，中国族谱文本的形式和形制就更为丰富多样。诸如此类，均是家族社会生活内容及其意义的重要载体和象征，也是中国族谱文化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的族谱，除了关注最常见的册式纸质族谱外，还应该全面了解各种形式和形制的族谱文本的总体状况。
其二，中国族谱的编纂生产和使用流传，有很长的历史深度和广度。唐宋以前的修谱传统暂且不论，现存的各种形式形制的族谱文本，主要是宋以后特别是明清至民国时代所传承下来的，而且民间编纂族谱的活动至今仍在延续进行，显示了中国族谱文本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底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编纂生产和传承下来的族谱文本，不仅数量种类繁多，形式形制多样，内容丰富，而且地理分布也非常之广，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较早的1950—80年代初，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在对3300多种中国族谱进行系统编目整理的基础上，根据族谱名称、形式、规制和体例内容的区域性特征，将明清以来的中国族谱分为“华中谱”（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区的族谱）、“华南谱”（包括福建、广东、广西甚至于贵州、云南等省区的族谱）、“华北谱”（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区的族谱）和“东北谱”（包括东北地区的汉人谱、满族谱、蒙古谱）四大类，又将朝鲜、琉球、越南等地的族谱称为“东亚谱”。过去大家主要关注明清以来宗族组织发达的南方地区的族谱，不太注意宗族组织相对薄弱的华北特别是东北、西南等边陲地区的族谱，而多贺的观察并限于中国“中心”地区的族谱，还扩展到“周边”乃至“域外”的族谱，大大拓宽了对中国族谱地理分布和区域类型的认识视野。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对各地族谱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利用的巨大进展，有关信息显示，宋以后中国族谱的地理分布之广，类型和种类之多样，又远远超出多贺的观察视野。这时期的中国族谱，不仅华南、华中、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区有数量和类型更为丰富可观的族谱，甚至多贺未观察到的陕西、甘肃、青海等西北省区也有不少的族谱；不仅有汉人的族谱，也有所谓“少数民族”的族谱，如满族、朝鲜族、锡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回族、壮族、苗族、瑶族、畲族、土家族、彝族、傣族、白族、纳西族、土族等族的族谱；不仅有汉文族谱，也有满文、彝文或多种文字合璧族谱；从形制上看，如上文已经指出，各地不仅均有常见的刊刻或手写的纸本族谱，也有石刻的、布质的、画像的族谱或谱系，甚至还有口传的谱系和较为原始的实物谱系以及今日新型的电子族谱。
中国族谱的历史发展深度和地理分布广度及其显示出来的地域差别，不仅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中国地域之广大，社会差别之巨大”，更反映了族谱文本的多样性、区域性与中国各地历史发展进程和区域社会历史环境的关联。多贺曾经认为，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以来，中国族谱在地理上经历了一个由“中心”向“周边”广泛扩展的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华南谱是华中谱“南渐”的产物，东北谱则是华北谱“北渐”的结果，东亚谱又是中国族谱向外“东传”的结果；同时他还指出，各地的族谱因地区的不同和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的差异而各具区域特征。多贺的研究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近世宗谱”作为儒家宗法礼制的文化产物，首先是在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地带发展、流行和普及的，然后伴随着中心人口向周边地区的移动和儒家文化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渗透、扩散，这一文化形式逐渐向周边地区传播，渐而被周边地区接受。多贺从各地族谱文本的具体形式形制入手，来考察中国族谱文本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的这一做法是值得重视的。不过，他对中国族谱文本的区域分类及其地理扩张过程的阐释则不一定准确、正确。应该看到，中国各地（特别是周边地区）各种形式形制的族谱，并不全然是“中心”地区族谱扩展和受儒教或士大夫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而更可能是与本地的祖先观念、祭祖仪式传统、记述祖先世系的本地方式以及当地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等密切相关；就族谱文本的内容结构而言，亦与当地的区域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认为，在历史上，在各地，中国族谱文本之所以呈现出形式形制的多样性和地域的差异性特点，一方面固然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各个地方的家族组织形式和宗族发展程度的差别，但更为基本的是出于本地的区域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因此反映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史过程。所以，对中国族谱的研究，有必要、也更应该把族谱文本置于地方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加以解读。
其三，中国的族谱，不管何时（主要指宋以后的时段）、何地、何种形式形制的族谱文本，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始终与具体的人群、具体的社会生活密切关联。如族人出生、新婚、分家、祝寿、死亡而形成的生辰簿、添丁簿、新婚簿、分家文书、寿序、像赞和墓志铭、墓碑等，为祭祀祖先而形成的祖先牌位、祖先画像谱或祖先世系图、祭祀人名簿、请神簿、祭产簿等，修建祠堂而形成的祠堂记、祠产记，以及因家产、族产买卖租佃或纷争诉讼而留下的契约文书和诉讼档案，或为管理家族各种事务而形成的族规家训，或由族人生前功名业绩而形成的各种传记文献或实物遗迹，也包括口耳相传的祖先记忆，诸如此类，均是在家族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或在家族生活的不同方面而形成的家族“历史记忆”和家族“档案”。它们虽然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各有差异，但在编制和使用过程中又常常相互补充。如最常见的册式族谱的编纂，通常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族谱中历代族人的姓名、生卒年月、生前业绩、妻属、茔地等基本生命信息以及有关家族发展的历史记录，往往就出自上述各种家族“档案”和“记忆”；而为了祭祀祖先、追溯先人世系，或举办其他的仪式活动，或为了确认族人身份以及解决族产权属等各种事务，往往又需借助族谱及其他有关的家族文献。凡此种种，不仅显示了各种族谱文本之间的有机联系，更透露出它们与家族的社会或社区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建构家族历史、确立家族社区地位和传承家族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和意义。
中国族谱文本的上述历史特点，不仅为中国族谱的“文本”解读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本身也要求对族谱进行文本与社会相结合的研究，而不止是像传统谱牒学和过去各种专题研究那样，仅停留于族谱体例结构与内容的一般性分析和利用。也就是说，研究和解读一个族谱，应当在考虑其区域社会历史环境和文本的区域性特征的同时，注重从这个族谱文本与具体社会的结构性关联出发，要去追问：这个族谱是如何在社区生活的具体历史情境中被编写和制作出来的，具体是由谁编纂的，资金如何筹措，资料如何收集和选择，族谱的结构和内容又是如何编排和表述的，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麻烦或要处理哪些问题；族谱编完后是如何刊印的，之后又是如何收藏管理和被使用的，是谁在保管，谁在使用，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如何使用，有什么样的规定或习俗。在这整个过程中，会涉及哪些仪式活动，这些仪式活动是如何展开的，特别是不同身份和不同角色的人员（包括掌握文字的士大夫、职业谱师、仪式专家和不懂文字、不具有读写能力的普通族人等），以及各种仪式传统（包括所谓儒教或理学的、道教的、佛教的、甚至是巫的传统）又是如何参与或介入上述过程的，背后涉及怎样的权力关系和文化习俗。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还应该追问：随着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家族的发展和族谱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族谱文本的形式形制、内容结构和功能意义，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文化传统又经历了何种的历史演变。通过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追问，所要探讨的，不仅是族谱文本本身形成和使用流传的历史，也是家族的社会生活和仪式生活如何进行、展开和变迁的历史，包括社会权力关系重组以及各种文化传统交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社会历史过程。这是两层有着内在关联的历史，即族谱文本的历史和与之关联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二者的结合或可称之为族谱文本的社会文化史。探讨这种历史的目的，不仅在于深入了解和认识族谱的文献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更在于揭示围绕族谱的编纂、生产和使用流传而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及其历史机制。
本书所要表达和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以族谱文本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路数。书中收录的16篇论文，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族谱文本的编纂、体例形式或内容结构，跟具体的人群、具体的区域社会或社区，或一个时代联系起来加以解读分析，试图展示族谱与社会的内在历史关系，从中揭示族谱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内涵。而且，这些文章大多以具体的族谱文本为个案，结合时代背景和田野调查的历史现场感，力图再现族谱文本自身的历史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过程。
诚然，这16篇论文的论题各有侧重，本书以“族谱的编纂与生产”、“族谱与时代变迁”、“族谱与宗族建构”、“族谱与地方权力结构”四个标题，对它们进行分类编排，以便读者从中了解中国族谱的时代性、区域性特点及其社会文化内涵。不过，从内容来看，每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族谱的时代背景、区域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和地方权力关系演变、家族的建构与发展，以及族谱本身的编纂过程及其形式形制和内容结构特点等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解读和研究族谱必须同时考虑的，这也是我们编辑这部族谱论文集、强调族谱文本与社会文化史相结合研究路径的基本宗旨。
（本文为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导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