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海上丝路研究的若干问题补论
厦门大学历史系 郑学檬
摘要：本文补论三个问题：一、认为汉唐以来海上贸易地点是从南往北位移的，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除广州为波斯、阿拉伯商人所熟悉外，其他港口外国船舶时有时无，还没有相对固定的“始发港”、“终点港”。二、唐五代与南海诸国贸易的主要问题有：①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段航路以“广州通海夷道”所记的从广州经海南岛东海岸（九州石、象石）、西沙群岛以北涨海海域，直达占城的“斜通”航线为经常性航线；②唐五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仍以天文导航为主，“惟指星辰定南北”，指南针只是辅助导航手段；③8至10世纪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波斯舶”为通称，经营着中短途贸易、转口贸易，既可较快赚钱，还可减低相关风险；朝贡贸易带动了香料贸易，也成就了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香料、药材、陶瓷是主要贸易货物。三、海上丝路开通之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之日。佛教、琐罗亚斯特教（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相继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岭南、江南，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印度、南海各国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化习俗，也渐渐浸染岭南、江南，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
关键词：唐五代； 海上丝绸之路； 东段航路与贸易
学术界关于海上丝路的论著已较多，内容也较丰富。本文仅就以下三个问题补充个人浅见，供讨论参考。
一、如何判定海上丝路的“中国始发港”？
有些文章在论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问题时，多强调本省某地是始发港，为地域争光，但缺乏动态分析，需要略加探讨。从历史上说，海上贸易地点是从南往北位移（北方黄海航线可能例外）的：先秦时期，南方沿海港口无明确记载；两汉三国至南朝，交州（交趾、龙编、安南）、合浦、徐闻、番禺均为南方沿海的贸易地点，互为补充。因为当时航海技术落后，只能沿海岸航行；南海各小国交易货物零散，因而有就近贸易习惯。
《晋书》记载说：“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即指南海或印度等国有“自海路来贸货”，至交州交易。至梁而稍有规模逾于前代。“初”的意思是指过去、开始时。就是说晋代以前，交州为海路贸易主要的港口。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的《交广兴替》一节写道：“纪元初年中国与南海诸国商业政治关系频繁之时，交趾，质言之东京，曾为航行之终点。”因为汉时交州辖境包括今越南北部、中部和两广等地区，合浦郡为其属郡，郡治徐闻与东京（交州治所）的海上贸易颇为活跃。经三国的吴国和南朝的宋、齐、梁，合浦郡的合浦、徐闻仍为海上贸易港口。而后则有番禺（又称南海、广州）的继起。
至唐，李肇《国史补》（卷下）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将安南（又曾称交州、交趾、东京、龙编）置于广州之前，因当时安南仍是通南海各国的大港。《旧唐书·地理志》也记载：“隋平陈，置交州。炀帝改为交趾，刺史治龙编，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
虽然交州仍是唐代的对外贸易港口，但广州已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文苑英华》记云：“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涨海，即南中国海，或谓“涨”是“China ”音译。伯希和指出：“考贾耽《路程》，南海一道始于广州。9世纪时大食人（Arabes）即于广州登岸。968年安南之独立”，交广兴替问题随之终结。广州兴盛的同时，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贸易的扩大，港口自然北移，泉州、扬州因此入围矣。
唐五代阿拉伯商人（当时统称为波斯舶）主要贸易港是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 。唐德宗时陆贽报告说外国船舶多至安南（交州）市易。唐时坎富（Khanfou）为阿拉伯人对广州的称呼，日本石桥、伯希和主此说。伊斯兰教徒方面也有记载。日本著作可见中村久四郎《唐时代广东》一文。大历四年（769），李勉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勉至，五岭平。“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勉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璟、卢奂、李朝隐之徒。人吏诣阙请立碑，代宗许之”。李勉时，阿拉伯商船一年来40艘，说明广州贸易之繁荣。
唐时阿拉伯人是否已到泉州？桑原骘藏多年以前认为“直接证据迄今尚未发现”。但是有旁证。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通，不得重加率税。”福建由观察使兼理海上贸易，应该是福州港有蕃客到来，所以还不能肯定蕃客到了泉州港。《唐会要》卷100《杂录》记载：“天祐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亦未言自泉州登陆。还有《文苑英华》《受王潮威武军节度使制》所云：“闽越之间，岛夷斯杂。”另外，桑原骘藏还引用《闽书》记载，泉州灵山葬有“默得那国”二人，他们是“回回之祖”。唐武德中来朝，“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于此”。穆斯林商人和穆斯林信徒密不可分，由此推测，唐武德时泉州有阿拉伯商人到来，但不能证实。这四条资料可作旁证，而不是直接证据。
五代王氏统治时期，开甘棠港一事最为著称，《新五代史》记载：审知“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阻，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泉州、福州或有与阿拉伯人及三佛齐等“岛夷”贸易往来的证据较为明显，韩振华先生早在1986年发表的《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一文，作过梳理和分析，《王审知德政碑》有“佛齐虽同临照”，“条枝雀，谅可继于前闻”句。“佛齐”指三佛齐（唐称室利佛逝）。“条枝”，张星烺先生作如下解释：“汉时之条枝与唐时之大食皆njik或Tmi之译音，波斯人自昔即称阿拉伯人以是名。”或指苏门答腊的阿拉伯人。可以说五代时，南海三佛齐的阿拉伯人来福建确有其事，否则不会记入“德政碑”。泉州在王延彬，“发蛮舶”出海贸易，号称“招宝郎”。王延彬还用龙脑醒酒。《十国春秋》也记载一则闽与龙脑的故事：“闽王宗铢，有海客鬻龙脑蜀中，贮以水晶瓶。殿直李葩市之，海客邀善价，比数倍。葩造宗铢曰：‘水晶瓶，为尔取之。’翌日至其所，宗铢与海客共观，叹其纤细，久之，□从者携瓶去。”看来海客从闽入境，而后要去蜀国卖龙脑，被闽国殿直李葩知道，有了这个故事。龙脑即冰片，有发汗、镇痉等功效。龙脑又是苏门答腊、爪哇等地所产。所以泉州与南海、阿拉伯的对外贸易可以落实。
唐五代江南的两浙亦染海风。李华的《常州刺史厅壁记》云“海夷浮舶，弦发望至”。就是说有外国船只来常州管辖的港口贸易。从“弦发望至”这句话看，应是朝鲜半岛或日本的船，才能15日左右到达（“弦发望至”）。若是南海方向来的阿拉伯船，进口的是南海珍货，不仅作为药用，也作为美化环境的消费品。有一则故事说：南唐名士“韩熙载好时花，其花五宜之说，盖于对花焚香，风味相和也。木樨宜龙脑，酴酥宜沉水，兰宜四绝，含笑宜麝薝”。龙脑、沉香都是南海所产，海商运来商品。
两浙的明州也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据《续日本后纪》的记载，日本承和九年（武宗会昌二年即842年），日本镇西府观音寺讲师兼筑前国等二人搭乘“大唐客商”李处人的船只来华，并于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从明州乘“唐人”张友信的船只回国。明州就是一个北线海上丝路的港口。后唐清泰二年（935）吴越国人蒋承勋向日本朱雀王朝献羊数头。蒋承勋估计也从明州出海。唐五代，浙东的明州、越州与浙西的杭州、苏州、常州、润州水路交通很方便，是繁忙的贸易通道。
所以，交、广、泉、福、明、扬可以说都是唐五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除广州为波斯、阿拉伯商人所熟悉外，其他港口外国船舶时有时无，还没有相对固定“始发港”或“终点港”的意义。如果过分强调某港是某一整个时代或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始发港，是不妥当的；如果强调过分，甚至会变成“伪命题”，违背历史事实。
二、唐五代与南海诸国贸易的几个问题。
（一）、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航路探讨
关于唐五代的海上航路，《新唐书·地理志》“广州通海夷道”所述较为明确。但实际航线，会有不同。据僧人乘商舶取经的经历，大致上可确定为三条：第一条是广州（或合浦）沿海西航至交州的近海航线：唐代智弘律师和无行禅师在合浦下船，“风不便，漂居匕景。复向交州，住经一夏。既至冬末，复往海滨神湾，随舶南游，到室利佛逝国”。智弘律师和无行禅师前一段航行路线：从合浦下海，经北部湾漂到“匕景”（越南洞海以北，大约在北纬18°左右）。据《岭外代答》的记载：“钦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为难行”。可见西航至交州的近海航线的航情风险大，如风向不对，就会在北部湾海上漂航。
智弘律师和无行禅师后一段航行路线，从匕景北向交州。应是沿海岸北航，然后再从交州转南向，基本上是近海航行。所以，从智弘、无行的航行经历，可以了解到钦廉西南沿海多巨石，“尤为难行”，广州西行的船只，不得不选择在琼州海峡东侧南下，经海南岛东海岸，然后西南行，越西沙群岛北边海域，直至占城，而不走北部湾沿海去交州。
第二条是“广州通海夷道”所记的航线：“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在今海南文昌海岸）。又南二日至象石（在今海南琼海海岸）。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从广州、恩州（春州即阳江）、徐闻，经海南岛东海岸（九州石、象石）、西沙群岛以北涨海海域，直达占城，而后向西南。唐咸亨二年（671）十一月义净搭波斯商人船，走的就是这条航线：从番禺出发，“遂乃面翼轸，背番禺。指鹿园而遐想，望鸡峰而太息。于时广莫处飚，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弃玄朔而五两单飞。长捷洪溟，似山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未隔两旬，果至佛逝”。翼轸，指南方七宿的翼宿、轸宿。义净所乘的波斯商船，离广州向南航行，怀着去印度波罗奈国鹿野苑学习佛法的遐想，在空旷的海上，乘狂风，向南方；挂着双帆、风向标（五两）航行，过渺渺“洪溟”，穿“山涛横海”，“斜通巨壑”，最后抵达室利佛逝。
可见“广州通海夷道”的经海南岛东海岸（九州石、象石）、西沙群岛以北涨海海域，直达占城的“斜通”航线是唐五代的经常性航线。第一、第二条航线的中转站都是占城，然后再从占城南下，绕金瓯角进入泰国湾，从泰国湾南向室利佛逝国。
《阿拉伯海上航行》一书的记载，也证明了这条航线是阿拉伯航海家所熟知的：“另外的一条航线经公海通过帕拉塞尔（西沙），那儿是人所共知中国的大门，通向广东。南中国海有着因台风和礁石原因而险象环生的名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海员不避帕拉塞尔而靠近，除非他们打算乘西风航向，他们仍旧招致更糟糕的是风险，在中国沿海与台风拼搏。”说明唐五代时，这条从海南岛东南海域“斜通”占不劳山的航线也为阿拉伯人所熟知。
第三条航线，从占城经中沙、南沙西部海域，南下诃陵（加里曼丹西南），常慜禅师赴印就走这条航线：“（慜南游江表），遂至海滨，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复从此国欲诣中天。”后因船沉遇难。诃陵国应指加里曼丹西南部（一说为爪哇之中东部）。末罗瑜国在苏门答腊占碑一带。诃陵国和室利佛逝国、占城一样是一个补水、休整、交易的交通枢纽、转运站。
在这几条海上航线上，中国船舶来往占城、诃陵 、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今巨港）等地。唐五代时中国船舶远航直达印度、波斯湾（或红海）的记载较少。所以，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一般可从室利佛逝（今巨港）开始，经暹罗湾（或诃陵国）、占城、交州或从占城经徐闻至广州。以上是唐五代海上丝路东段航线的大致情况，至于海上丝路北线（从明州至朝鲜半岛、日本航线）的情况本文暂不涉及。
海上丝绸之路东段航行，有个涉及航海技术问题：就是指南针导航是否普遍使用？指南针的使用，《诸蕃志》记：“海南”“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 千里长沙指西沙群岛，万里石床指南沙群岛的岛礁。这里明确说当时使用指南针导航。至于明人著作《殊域周知录》等所记指南针使用情况，从略。那么在《诸蕃志》问世之前（13世纪之前）指南针是否已普遍用于航海？为什么二百多年后的马欢《赢涯胜览》的《纪行诗》还说“舟人矫首混西东，惟指星辰定南北。”（意思是靠观察星辰，即天文导航）呢？这个值得抉疑的问题，世人多未注意。
其实，乔治F·侯若尼《阿拉伯海上航行》已有另一种解释：“在古代，中国人就知道指南针是有磁性的。但在11世纪末以前，广州、苏门答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还没有被提到阿拉伯和波斯船航海何时使用了指南针（Compass罗盘）的记载。在欧洲最早在1190年法国普罗旺斯桌状山（Guyot）的诗提到；在13世纪，在法国、阿拉伯和其他的文章中提到。因此，这是很可能的，在十字军东征（Crusade）年间，使用有磁性的指南针用作海员的罗盘，被阿拉伯人从远东传播到地中海。但在远东和印度洋，从未比作为导航辅助手段而更多地使用。这是因为某些技术缺陷，依然更多原因是，在热带天空没有找到明显的无法避免的问题，航行空间（Celestial bodies天体）常常近乎足够导航的条件。只有在北方的云层下急着去使用它。”
如何解释这一记载？我认为，在11世纪末以前（宋初以前），由于“某些技术缺陷”，阿拉伯和波斯船，甚至中国船不可能使用指南针；随着更多的技术进步，至13世纪，指南针开始在海上航行中使用，《诸蕃志》撰于1225年，记载当时的航海导航“惟以指南针为则”，证实此事。也在这时“使用有磁性的指南针用作海员的罗盘，被阿拉伯人从远东传播到地中海”。
但是，由于东段船只航行，历来按东北季风起而南下，东南季风发而北上。在东北季风期里（农历九月至翌年四月），从广东到苏门答腊、印度南部，云雾易散，航行空间（Celestial bodies天体）常常近乎足够导航的条件，就是易于天文导航和观察近海航行时岸物指示，所以，一直到明初，仍有“惟指星辰定南北”航行的情况。这一点过去很少研究者注意到。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唐五代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行，仍以天文导航为主，“惟指星辰定南北”；指南针只是辅助导航手段，在大雾之时或黑夜才使用。
（二）、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货物贸易方式探讨
波斯阿拉伯商人、南海各国商人并非单一对华贸易，而是从事多地转口贸易，其中对华贸易主要以香料、海产，换取中国丝绸、瓷器等物。
波斯、阿拉伯商人、南海各国商人从事口贸易的原因有这几点：第一，中介商团的出现。来广州等地的波斯船，并非都来自波斯（阿拉伯）。据费琅的研究，中外记载的波斯，“汉译波斯名称，同西方波斯完全无涉。”汉籍记载的波斯“一个在缅甸，一个在苏门答腊。这种同名异地之例，不足为奇。” 其实阿拉伯人在南海的定居点不止两个，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到。那么，汉籍为何把他们称为波斯人呢？这要从波斯人东来原因说起。有的记载说：琐罗亚斯特教徒曾是伊朗居民的多数派。“阿拉伯征服者很可能放手他们统治下的下等职业者航海而去。” 就是说，阿拉伯帝国征服者有可能变相流放伊朗居民中的琐罗亚斯特教徒去航海。冯译《马可波罗行纪》及林悟殊《近代琐罗亚斯德教研究之滥觞》一文都提到琐罗亚斯特教徒流落印度、中国经商的事实。还有记载说：“一些什叶派穆斯林（shi'ah Moslems）逃避呼罗珊王朝的迫害，居住到中国的一条大河港口对面的一个岛上。这是马尔瓦兹（Marwazi是一些波斯人族姓）传说保存下来的（资料）。他描述的（什叶派穆斯林）共同体在较后时代仍然存在，作为贸易经纪人，活跃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 所谓“马尔瓦兹传说”可见《马尔瓦兹对中国、土耳其与印度之记述》一书的记载：逃到中国河口岛上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清理了雕堡，并在那儿住下来。中国主人得知对他来说，他们以后没有麻烦，他们是被迫向他寻找避难所，他接受他们在此地，并安慰他们，同意他们的生存方式。所以他们和平和安全地住了下来。贝戈儿童繁衍多多。他们向中国人学习，还向来访的其他人学习语言，于是他们成为经纪人（middleman）。”
另有记载说：“一批伊巴底商人于9世纪中叶航行去了中国方向，他叫阿布·乌耶·达（Abu-Uay-dah），出身乌马尼。”唐宋史籍中所谓“蒲”姓可能取自“Abu”的音译。阿拉伯人姓名前冠“Abu”一词，属于尊称；汉译为姓。其次，因海上丝绸之路东来的“蒲”姓阿拉伯商人（或称波斯商人）分别定居在印度南部、马来半岛、占城、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中外史籍多有记载。其中定居苏门答腊的阿拉伯人，他们来中国都被叫“大食人”。他们可能也作为“贸易经纪人”身份从事海上贸易，例如樊绰《蛮书》记载：“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这里的“大银孔”，费琅说：“此地好像就在暹罗湾中。” 暹罗湾在湄南河口，有波斯、印度、南海各国商人聚居和南诏人贸易是肯定的，这些穆斯林商人中也许有的人具有“贸易经纪人”身份。
除了9世纪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伊巴底人东来以外，已经居住在喀拉拉200年的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和犹他教徒，也从事东方贸易。他们的存在是从9世纪和10世纪晚期铜板上得到确凿证明。《马可波罗行纪》也曾记载阿美尼亚南界的毛夕里（Mossoul今伊拉克摩苏尔），那里的聂思脱里派同雅各派的基督教徒，被派到印度、契丹（中国）等地。许多自称毛夕里商人者从事商业活动，“输出香料、布匹、金、锦、丝绸无算”。所以，8世纪至13世纪，基督教徒和犹他教徒从事东方贸易情况是存在的，在室利佛逝、暹罗湾、占城、交州、广州的贸易活动中，不能不注意他们的身影。
这批8至10世纪活跃在南中国海的波斯琐罗亚斯特教徒商人、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及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和犹他教徒商人，定居在印度南部、缅甸南部、苏门答腊、马来半岛、暹罗湾湄南河口、占城及中国南方各港口，以“波斯舶”为通称，经营着短途或中长途贸易，从南海各国购进香料，运到中国出售，或将中国货物运销阿拉伯、印度、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及爪哇各地。其中频繁的短途贸易、转口贸易，一般是一岁即可往返；若至印度、波斯湾等地，需二年才能往返。对于穆斯林及其他商人来说，短途贸易、转口贸易既可较快赚钱，还可减低因航海技术还比较落后而存在的海上航行风险和南海各国政治关系变动带来的风险。
第二，朝贡贸易。当时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和唐五代各王朝的贸易关系主要是朝贡关系，他们定期来华，以进贡名义获取回赐货物，并乘机出售南海各国货物。在唐五代，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所在国名义进贡，或附他国使节进贡。淮南节度邓景山在刘展作乱时，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至扬州平叛，“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这些大食、波斯等胡商，在朝贡制度下，如果作为单纯商贾，是不易入境的，推测他们不是以贡使名义，就是附于贡使使团前来的。占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以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莆诃散明显是阿拉伯人，他的贡物猛火油、蔷薇水不是占城出产的，购自中亚、印度或其他地方。莆诃散就是以占城使节名义来华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可见朝贡贸易带动了香料贸易，也成就了阿拉伯穆斯林商人。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贸易的货物，主要是香料、瓷器和药材。
胡椒是贡品中最常见的。印度还是胡椒的产地，《太平广记》卷414云：“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芳辣，六月采。今作胡盘肉食，皆用之。”摩伽陀国为中印度之古国，盛产胡椒。
《册府元龟》记载天竺出产时，提到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胡椒主要产于南印度、南海的苏门答腊、爪哇等国，作为贡品，数量很大。直到14世纪印度的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巴特卡尔港出口主要商品仍为胡椒、糖和纺织品。
胡椒是唐代海舶来的珍品之一。元载有胡椒900石，表明他作为权贵，拥有人间罕有的财富。南海各国，若是三佛齐等过进贡的胡椒是其土特产，若是占城，则是从前者交换而来，并非土产。所以，阿拉伯商人、南海各国商人都兴转口贸易，以东南亚或印度之香料，换取中国丝绸、瓷器等物。
其次是没药。隋唐以前就有没药传入。没药为橄榄科植物没药树的胶树脂，主产于非洲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以及印度等地，而史书或记其出自波斯，是活血化瘀药。还有阿魏也是隋唐以前传入，有驱虫，治疗白癜风等药用。阿魏生长于中亚地区，唐代洛阳罔极寺僧慧日，“泛舶渡海，游学南海天竺。”从陆路返回，经于阗见到阿魏，“其粗如细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根可入药，唐时阿魏已传入南疆矣。
第三是其他香料，如沉香、丁香、荳蔻、龙脑之类，数量巨大。问题是阿拉伯商人货物或南海各小国使节贡物中，这类香料多是相互交换而来，不一定是本国的地产。
第四是蔷薇水。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广州贡犀玉，献舶上蔷薇水”。《新五代史》所记时间稍后，内容较为详细，说占城使者莆诃散进贡的蔷薇水， “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这个莆诃散和唐天祐元年（904）来福建的蒲诃粟可能是同一人。“粟”“散”音近。桑原骘藏曾推测室利佛逝（三佛齐）的蒲姓阿拉伯人（史书常称其为波斯人）即侨寓其国的阿拉伯商人；也许是前面提到的伊巴底商人。因为他们为了贸易，移居南海枢要之地。蔷薇花产于小亚细亚的科尼亚，其“城在山谷之中，多蔷薇，其出产由黑海南岸之三逊（Samsoun）输出”。这一记载可参考。
第五是猛火油。猛火油的进口颇值得注意，《吴越备史》还记载其用途：“火油得之南海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武肃王以银饰其筒口，脱为贼中所得，必剥银而弃其筒，则火油不为贼有也。”“火油得之南海大食国”，指从苏门答腊等地阿拉伯人那里转卖来的；“水沃其焰弥盛”指对火油性质的认识比较正确；接下来是火油用于火攻，为防止火油被敌人缴获，想出“弃银保油”的办法。火油用于火攻，提升了火攻杀伤力度。
《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白孔六帖》等书所记相同，而陈敬《陈氏香谱》、曾慥《类说》等书云“昆明国”献蔷薇水，“昆明国”疑为“昆仑国”之误。“昆仑国”可理解为泛指印支、马来半岛及爪哇群岛，也涵盖占城。蔷薇水或许从小亚细亚或中亚其他地方贩运而来，转而进贡到闽越。
蔷薇水是香水，唐宋时代，达官贵人用作化妆品，甚为时髦。“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着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
阿拉伯、南海各小国的贡物或随船贩卖的货物均有取他国作贡，或贩西鬻东之事，应作具体分析。史书限于当时环境，指产地不实者，不可尽信。
陶瓷贸易是中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先锋。陈信雄先生概括指出：唐代陶瓷外销，中晚唐时期（9世纪）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湖南长沙瓦渣坪窑和浙江的越窑，外销数量颇大。其次是邢窑白瓷。著名的盛唐三彩也见出口，但数量较少。外销地域东到韩国、日本，南到中南半岛、印尼、菲律宾、越过麻六甲海峡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波斯湾、两河流域，最远到达非洲的埃及。以上概括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出土的唐五代陶瓷器为据。
（三）阿拉伯、南海各小国的贡物或随船贩卖的货物受唐代法律约束。
人们可能不了解唐代的对外贸易的政策，误以为丝绸、金银均可自由交换。现将宁波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証附唐令复原研究》收录的《唐关市令复原清本》相关内容抄录如下：
①若船筏经关过者，亦请过所；
②诸将物应向互市，从京出者，过所司门给，从外州出者，从出物州给，皆具载色数，关司勘过。
③诸蕃客初入朝，本发遣州给过所。所有一物以上，关司共蕃客官人具录申所司，入一关以后，更不须检。若无关处，初经州县亦准此。
④诸禁物不得将出关。若蕃客入朝别敇赐者，连写正敇，牒关勘过。
⑤诸锦、绫、罗、縠、绣、织成、紬、丝绢、丝布、牦牛尾、真珠（珍珠）、金、银、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不在禁限。所禁之物，亦不得将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其锦、绣、织成，亦不得将过岭外。金银不得将过越嶲道。
⑥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互市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
⑦诸私共诸蕃交易为人纠获者，二分其物，一分赏纠人，一分没官。若官司于共所部捉获者，皆没官。
⑧诸官有所市买，皆就市交易，不得坐召物主，乖违时价。市讫，交付其价，不得悬违。
蕃商入境互市需要领取和查验“过所”（通行证），诸禁物不得将出关，禁物包括诸锦、绫、罗、縠、绣、织成、紬、丝绢、丝布、牦牛尾、真珠（珍珠）、金、银、铁等。因此丝绸之路的丝绸出口受到法律的限制。“其锦、绣、织成，亦不得将过岭外。金银不得过越嶲道。”的禁令对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出口的影响更大。但是，“若蕃客入朝别敇赐者，连写正敇，牒关勘过。”这一条说明：唐以前或唐以后为什么“朝贡贸易”能长期存在，就是“敇赐”货物出关可不受禁令的约束，这也是各国热衷朝贡的动机，还可说明斯坦因在西部关址发现成捆绢布的原因。用现代术语来说，“敇赐”丝绸就是政策性特许。
最后是走私，被举报要没收货物的，但实际上地方官受贿而放行者，不在少数。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之所以成肥缺，即源于此。从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看，当时蕃商在交纳舶脚外，可有限度地自由买买。“表”称：“今年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闲，一无所阙；车徒相望，城府洞开。于是人人自为，家给户足，而不知其然。”自由买卖恐限于广州一地，限于剩余贡物，不及于禁品，并非全由本道长官意志行事。在严控时期，丝绸、铜钱、铁器的出口只有走私一途。
唐五代南方的丝绸生产已相当发达。虽然丝织品的遗物难见，但文献记载可见其规模，《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关于江南贡品的记录，就有润州的衫罗、水纹、方纹、鱼口、绣叶、花纹；苏州的丝葛、丝锦、绯绫；常州的绸、绢、红紫绵巾、紧纱；杭州的白编绫、绯绫等等。民间的丝织业很发达。五代的吴国普遍生产罗锦，“此皆出民力”，证明民间普遍生产丝织品。
不管“敇赐”丝绸出境或走私丝绸出境，其数量总是有限，所以隋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换不可能是以丝绸为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海上运输的防潮问题难以解决。当时从广州到室利佛逝，往返一般要一年；到印度长则二年，短则一年半左右。这条航线的主要航段基本上在赤道南北10゜左右，闷热潮湿，丝绸的霉变在所难免。瓷器等陶瓷产品或铁器、漆器、铜钱、药材的情况不同，所以在出口货物中比例必然是主要的。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唐五代瓷器已经出口到非州、阿拉伯、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及缅、泰、越等国，这就是证据。
三、隋唐五代海上丝路的文明传播状况评估
海上丝路开通之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之日。具体说佛教、琐罗亚斯特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相继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印度、南海各国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化习俗，也渐渐浸染南方，融入南方的社会生活。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难以尽详其源流，只能述其要点及典型事例，以为抛砖引玉之言。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佛教传播，义净曾有过论述，其中有一段话很能概括其盛况：“然东夏大纲，多行法护。关中诸处，僧祗旧兼。江南岭表，有部先盛。”江南、岭南“有部先盛”是指义净致力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在中国的传播，目的是以此纠治中土僧寺律仪失当，“圣教不沦”的新境界，而江南岭南先受其惠。江南、岭南大乘佛教传播的具体情况，《历代高僧传》的记载有所反映。弘忍与慧能的一次对话，也说明佛教在江南、岭南潜移默化作用。“忍师睹能气貌不扬，试之曰：汝从何至？对曰：岭表来参礼。忍曰：岭南人无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愿竭力抱石而舂，供众而已。”慧能的回答，表明其承诺修炼的决心，正是大乘的精髓。
佛教音乐和佛教仪规同时传入岭南、江南，香水、香花、烛炬和音乐是佛教仪规不可或缺的氛围添加剂，是一种心理暗示意义的添加剂。所以佛教传播离不开佛教音乐传播。隋唐五代，北方盛行胡乐，隋炀帝之所以热衷扬州生活，因为扬州有长安缺少的华夏（汉魏）正音，他正是华夏（汉魏）正音的崇拜者和行家，也就是文化的情愫导致他迷恋扬州。佛教音乐融入江南华夏（汉魏）音乐，极大丰富了社会文化生活。
伊斯兰教最早传入东南亚是在7～8世纪之间。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是通过阿拉伯商人的贸易来实现的，他们融入当地的社会，扎根民间，逐步感化土著，改变其宗教信仰。伊斯兰教靠商业、贸易和感化而变成东南亚的最大宗教。应该说，7～8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影响是有限的，还没有建立伊斯兰国家，只有到经过十二、三世纪，伊斯兰教经海上航线顺利传播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阿拉伯商人在海上贸易中，既做生意，又传播伊斯兰教，他们有自已独特的活动方式，如 穆斯林商人所到之处，都有“伊斯兰之家”即“伊斯兰居公寓”，从马里、苏门答腊，到伏尔加河，凡是伊斯兰教流行地区，就有当地的伊斯兰之家；14世纪的阿布·阿卜杜拉·巴图塔（Abu AbdAllah Bttuta）到中国，历经曲折，但他仍一路享受“伊斯兰之家”的款待，他记载说：“在沿途所有休息的地方，都有穆斯林的旅舍，以供穆斯林投宿。在那儿他们可以买到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了解“伊斯兰之家”的设立，对伊斯兰教的传播有重要意义。伊斯兰学者也强调，为了服务伊斯兰教徒们，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伊斯兰公寓是必需的住所。
值得一提的是阿拔斯王朝（Abbsid Dynasty，750～1258）时期，穆斯林商人的因地制宜的灵活经营思想，对突破阿拉伯、东南亚和中国的朝贡贸易框框起了作用。阿拉伯商人为了突破朝贡贸易的限制，参与了贿赂和走私（所谓“灵活经营”之一）。所以广州的岭南节度使就成为肥缺。前引德宗时李勉出任广州刺史的例子，说明李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即未执行前述的诸锦、绫、罗、縠、绣、织成、紬、丝绢、丝布、牦牛尾、真珠（珍珠）、金、银、铁禁止互市的法令，网开一面，变相允许这些货物出口。即使如此，他的家人也接收贿赂，否则他离任北返，就不会有“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之举。韦皋的侄子韦正贯，宣宗时“擢岭南节度使。南海舶贾始至，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贯既至，无所取，吏咨其清”。他们也直接送礼给皇帝，讨其欢心。所以，走私就成为突破朝贡贸易的限制的武器，客观上扩大了丝绸和其他违禁货物的出口。
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音乐。闽南流行南乐，与中原的汉魏音乐有着密切关系，但自宋元伊斯兰教传入以后。南乐有明显的阿拉伯音乐元素，这一点应为人们重视研究。
摩尼教的传入。伯希和、沙畹早年曾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指出：早期摩尼教的影响可记者有“七曜历”，为“摩尼慕闍”所输入；《佛祖统纪》所记延载元年（694）《二宗经》的传入；敦煌石窟发现之摩尼教经；回鹘可汗信奉摩尼教，大历三年（768）敇建大云光明寺，回鹘还请于荆、扬、洪、越等州建大云光明寺。《马尔瓦兹对中国、土耳其与印度之记述》也有“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信仰，它就是摩尼教（Mãnī）”的记载。不过，“所有中国人”信摩尼教肯定是误传，他们看到广州某地流行摩尼教，或许有可能。浙江、福建亦有关于摩尼教的记载，如浙江的白云教，“吃菜事魔”与方腊起义有关；而福建的明教，“烧必乳香，食必红蕈。”乳香来自南海，其活动与海上贸易有关。福建的摩尼教遗迹有泉州的草庵，莆田涵江摩尼教碑刻（残段），证明摩尼教在福建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下层民众中，信仰者不少。
祆教的传入。祆教又称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是古波斯的宗教。前面提到：阿拉伯帝国征服者有可能变相流放伊朗居民中的琐罗亚斯特教徒去航海，他们从波斯流入印度，印度人取波斯的谐音称其为帕尔西教（Parsism），之后又从印度经海路传入中国。关于祆教文化的影响，宋姚宽的《西溪丛话》有一段记载：
“至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敇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教坊记曲名有牧（穆）护子，已播在唐乐府。《崇文书》有《牧护词》，乃李燕撰六言文字，纪五行灾福之说。”“而穆护所传，则自唐也。”而泉州的南音保留汉唐乐府余韵，疑其间有着祆文化影响。具体情况有待专家研究阐发。
【原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1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