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娟《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与水师》绪论
本书试图探讨的是清代嘉庆年间东南沿海的海盗与水师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一问题早已被学者们关注，前辈和先贤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本书以中国南北沿海地带及台湾海峡两岸海洋贸易为背景，论述海盗活动的社会原因、成份、帮派和内部组织；与沿海人民、海商、会党的关系；水师的构成、职能及其对海盗的追捕，探索水师捉海盗故事背后海权发展的机遇与丧失的历史教训。力图在前人的先驱性研究的基础上，能有所创新。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对书中涉及到的概念进行界定，简要回顾以往的学术传统，并对本书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做简要说明。
第一节 海盗在海洋史中的定位
在清代官方记载中，嘉庆年间东南沿海省份的海盗又称“海贼”、“土盗”、“洋匪”、“洋盗”，从安南来的海盗称为“夷匪”、“艇匪”。“土盗”基本上多是沿海渔户，在出海捕鱼后临时起意所为。“洋匪”、“夷匪”多是大大小小的团伙。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无论是哪种海盗，与陆地的盗匪没有区别，都是威胁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危害社会的渣滓。这一思想贯穿了传统史学的记述。
现代学者在对清嘉庆年间海盗的研究中，指出这些所谓的“海盗”都是为生活所迫而走上反抗道路的渔民。蔡牵集团中，“成员以渔民居多，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到了生路的尽头之时才下海亡命的。” “18世纪晚期，南中国海的海盗活动作为穷困潦倒的水上世界居民业余的、零星的、小规模的冒险活动还是一如既往。在那些借助海盗活动为糊口手段的人群中，最主要的成分是渔民，他们除了遇到机会进行一两次冒险以缓解生计的窘迫外，就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了。”一部分人则认为，“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以正义或者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险费为主要活动的海上武装集团。”对海盗性质的认定虽有分歧，但大体上还是放在三渔（渔民、渔业、渔村）问题上考察的。但还存在另一种倾向，则把海盗视为农业社会中的失地无业游民，与陆地的盗匪等量齐观。如：叶志如认为，“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东南沿海人民的反清斗争从未间断。从康熙朝开始，清王朝一直实行严厉的禁海和迁界政策，康熙二十二年后，虽然开放了海禁，但清廷始终未能彻底摒弃禁海政策，以致乾隆中叶以后，有时有所行。这一政策的直接恶果，使得边海地区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失地无业游民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海盗’泛起的动乱之源。”刘佐权在《清代嘉庆年间雷州海盗初探》一文中认为：“乾嘉年间的雷州海盗，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者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和个人。属半永久性匪股，具有反社会性和反人民性。”
以上学者关于“海盗”的定位基本上都是站在陆地的角度，将海盗看成是海洋的附属品，而不是海洋活动的主体。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根源于在史学界一直占主导地位的陆地史观。陆地史观是以陆地为本位看待整个世界。事实上，人有一种空间意识，不同的空间对应不同的生活方式。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对于在海上生活的人来说，陆地乃是其纯粹的海洋存在的边界。我们在坚实的陆地上所获得的关于时空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如此难以理喻。反过来，对大陆人而言，那种纯粹的海洋人的世界代表着难以把握的另外一个世界。”恩师杨国桢先生一直致力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谈及人们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思维时，他曾指出，“人们在坚实的陆地上思考世界的本源，流动的海洋在时间上是无限而神秘的，在空间却是有限的，由岸确定，陆地是世界存在的形式。而建立在海洋文明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以海洋为基点的世界观。人类不是由陆地确定海洋，而是由海洋确定陆地，海洋成为存在的实现方式。海洋世界蕴藏着以海为生的文化密码，……海洋才是英雄的家园。”“海洋生存空间的特点是流动的，决定了海洋活动群体的生产生活的移动性，决定了他们是从海洋、而非陆地的视角来安排这个世界，形成以海洋为基点的世界观，由海洋确定陆地，海洋是世界存在的形式。”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即便史料相同，研究历程相似，最后结论也不一定相同，这是学者历史观的差异造成的。不同的史观，不同的思考方式会看到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学科对相同的东西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诚如德罗伊森所言，“如果我们的学科采用其他学科建立的观点，用他们的观点看我们学科的事情，我们会无法掌握以及解释自己学科独立的问题。我们的学科会变成我们根本不想见的科学模样、历史学应该将与其有关的概念，用自己的、经验的方法说明及固定。”
传统的、建立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以陆地为本位的世界观。海洋观和陆地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法，通过他们看到的世界、得出的结论也必定是迥异的，分析不同的人文社会类型当然要用不同的办法。
作为东亚大陆国家的中国，同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华民族中包含了海洋民族的成分，海洋的发展是沿海地区的优良传统。以海洋为本位，中国海洋发展地区是亚洲海洋经济世界互动的枢纽和中心之一，海洋历史文化自成一个系统。从海洋看陆地，海洋历史文化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结构中应该是多元一体中的一元，而不是陆地历史文化的单线延伸而已。海洋观念涉及人类世界观的基点。理解和掌握海洋文明，要有海洋思维，要运用海洋史观。唯有如此，才可以得出真正理解海洋文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
海盗是海洋社会的一部分，海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带有浓厚的海洋社会的特点。陆地社会立足于土地，以求稳定的标准确立社会规范。海洋社会飘忽于海上，以求流动的标准确立社会规范。海洋社会不遵守陆地社会程序规则，不按陆地社会常规运行，是沿海民众生存方式的另一种选择。还原海洋社会的生存状态，才能对海盗问题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理解。杨国桢先生指出：“清中叶海盗与水师拼杀的历史是海洋社会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海上渔民社会、船民社会、海商社会视海洋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流动为命根，而清朝则视其为社会动乱和危害农业社会的隐患和根源，存在观念上的巨大反差。官府对海洋活动的种种限制，一方面把一部分海洋群体逼回陆地，加剧沿海地带资源和空间利用的陆地化与海洋化发展路径的争夺，另一方面削弱海洋渔业、海洋航运业、海洋商业的活力和应付海洋事变的能力，往往陷入生存危机的窘境，这就导致民间海上力量与官方海上力量的对立以不可调和的形式展现。”日本学者松浦章指出：“给那些海商活动造成影响的是寄生性海盗，诚然，也有给予政府重大打击的海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海盗也是构成海洋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海盗史研究中，有必要使用海洋社会与海洋人文类型的分析工具。其中运用海洋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海洋社会现象、分析海盗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显得尤为重要。
海洋史学视野下的海盗必然不同于陆地思维下的海盗。这将是本书不同于以往海盗研究的重要方面。
第二节 乾嘉海盗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在对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问题进行研究之前，先对近年来海盗问题研究做学术史上的回顾。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海盗问题是伴随着海洋发展而滋生的社会现象。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历经康乾盛世的繁荣之后开始走向衰微，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东南沿海，不少沿海居民下海为盗，最终形成乾隆末年至嘉庆上半叶海盗活动的高潮。清朝官方记载将海上抢劫、抗官的人和武装集团一律称之为海盗，视为社会的渣滓，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传统史家不屑于对他们进行研究；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清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乾嘉年间海盗史的研究亦逐渐改变了长期无人过问的冷落局面，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1994年，季士家在《近八十年来清代海盗史研究状况述评》（《学海》1994年第5期）中，对民国以来中国史学界对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作了扼要的归纳和评述。此后十五年，史学界对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
一、关于广东海盗集团的活动及性质研究
1995年以来，有关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研究的新进展，首先表现在对广东海盗集团研究领域的开拓。著作方面，日本学者松浦章所著《中国の海贼》（日本东方书店，1995年出版），其中第五章论述了清中叶的广东海盗问题。1997年，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穆黛安（Dian Murray）所著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1790—181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由刘平翻译成中译本《华南海盗，1790—1810)，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穆黛安远赴北京和台湾两地查阅了大量档案，从海洋世界的视野，对1790年到1810年间华南沿海的海盗集团、海盗组织和海盗生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郑广南的《中国海盗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四章“清代海盗活动”中，专门写了“嘉庆年间广东的旗帮海盗”一节。2003年，供职于澳门大学的美国学者安乐博（Roberf J.Antony）的《浮沤著水：中华帝国晚期南方的海盗与水手世界》（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Sea），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出版，该书的重点也是乾嘉之交的广东海盗。2010年6月，安乐博主编的论文集《海盗及走私：大中国海域暴力和秘密贸易》（Elusive Pirates，Pervasive Smugglers：Violnce and Ciandestine Trade in the Greateater China Seas），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涉及这一时期的海盗和走私。2008年11月，松浦章在台湾出版《东亚海域与台湾的海盗》一书，其中也介绍了张保（也叫做张保仔）、郭婆带等广东海盗组织的情况。2009年3月，松浦章的《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七章“清代的海上贸易与海盗”也有对张保的简单描述。
论文方面，有刘平的系列论文，对乾嘉之交广东海盗与西山政权的关系、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联合与演变等问题作了探索，从社会史的角度把海盗问题的研究视野从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回归到盗匪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则从海洋史学的视野，分析海洋世界的生态、经济与海盗社会问题。台湾学者林智隆、陈钰祥的《盗民相赖，巩固帮众---清代广东海盗的组织行为》（台湾，《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学报 》第二十二期）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代粤洋海盗问题的检讨》（台湾，《美和技术学院学报》，二00九年第1期），探討了1810-1885年间广东海盗的组织与行为，并检讨了清代“以盗制盗”措施的得与失。近年来，广东社科院编辑出版系列丛书《海洋史研究》，也刊登了一些关于海盗的最新研究文章。
关于广东海盗兴起的原因，刘平认为，“从海盗角度来说，水道纵横交错、可以自由往来的海岸线，以及近海地区大大小小的岛屿所能提供的栖息藏身之所，乃是最理想的地理环境”。“贸易兴旺、便于骑劫的航路，对那些生活在贫团线上而富有冒险精神的渔民、疍民、水手来说是十分诱人的。” 乾隆末年以前，广东海盗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越南西山政权的庇护是乾嘉之交广东海盗崛起的契机。”“ 1、西山政权引诱、胁迫居住或者流落至越南的中国民人投入西山军，纵使为匪。2、西山军对中国海盗封以官爵，授以印记（即所谓夷照），令其招兵买马，扩张势力，以为己用。3、中国海盗从西山军那里学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技术和组织方法。4、西山军向海盗提供的武器船械十分精良，这使得海盗在于清军水师的对阵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5、西山军向海盗提供避风港，江平、顺化、归仁、河内等地成为著名的海盗巢穴。”曾小全认为，清中叶严重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剩余人口的存在，这是他们沦为海盗的首要条件，但此时的广东海盗还有其独特性，不能过于强调越南西山政权的作用，而忽视国内政局的变动，即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弱化。他还认为：“清初广东海防体系薄弱，这也是导致嘉庆时期广东海盗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 何靖在谈到乾嘉时期粤洋西路海盗猖獗的原因时，指出：粤洋西路海盗猖獗除了受越南这一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还因为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易于藏匿的地理因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控制力太弱，地方势力太强；政府对西路海防的重视不够；还有盐运给海盗带来了资助等原因，导致粤洋西路的海盗不断的发展壮大。关于雷州的海盗问题，刘佐泉也持同样的看法：“广东沿海地带，山多田少，人稠地脊。乾隆十八年以后，人口急剧增长酿成了新问题。当求生存的斗争不断加剧时，那些无法在岸上填饱肚皮的人，便被迫靠海为生，优良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再加上另一个因素，即贸易兴旺，便于劫掠的航路，为海盗活动的生存提供了先决条件。”穆黛安则从“南中国海的广东水上世界”的生态和经济入手，指出这是“官方的与实际的世界不是同一回事的地方”，“水上世界一直是无产者活跃的地方，这些无产者是低层的，‘自然的’异议分子，属于最困穷最没有被整合入儒家社会秩序的一群人。”而官方“凭借着他们统治所得到的经验，中国官僚试图把他们惯于统治内陆的同一套边界与管制的观念施行于水上世界。”
李庆新在分析16世纪到17世纪粤西“珠贼“，海盗与西贼时指出，”“随着海洋形势的发展，隆庆以后愈演愈烈吃的海盗运动终于蔓延到粤西海域，本地海盗、外地海盗、国际海盗，在这片官军控制力量不强、连接东南亚各国的国际海域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明清世纪的粤西海域成为南海海盗活动的中心，海上不法势力与南明海上武装相交织，长期摇撼着清朝在粤西沿海的统治。至清中叶，以麦有金（乌石二）为代表的粤西旗帮，一强大武力经营他们波澜壮阔的海上事业成。为一股主宰南海北部海域的强劲势力。……对华南海盗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广东海盗的性质，郑广南在《中国海盗史》一书中认为，广东海盗尤其是“郑一嫂领导红旗帮开展反抗清王朝官府斗争的同时，又进行抗击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战斗。”穆黛安《华南海盗》则不同意这一说法，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学者对于几乎所有的国内动乱一直都抱有一种僵化的观点，即视之为‘正义性质的农民起义’和导致1949年共产主义胜利的原始革命传统的真正动力。这一习惯导致了一种将各类动乱的政治性质戏剧化的倾向，甚至将最原始形式的骚动视为不同程度地自觉反抗清政府的起义的先声。结果，那些说法夸大了民众运动的政治自觉性以及思想启示作用。”她认为，“清代广东沿海的海盗是由那些一贫如洗的疍民、船户转化来的，很少有证据证明海盗是反抗专制政府的叛乱者的观点……单纯的政治思想是难以将海盗们聚拢在一起的。他们最初的动机便是挣钱……他们与官军的对抗与其说是一种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毋宁说更具有因财源匮乏引起的经济斗争的实质……在向盐船、渔船以及中国沿河村庄提供保护、收取保护费用的过程中，海盗们再次表明了他们涉足官方特权而又无意于推翻政府的兴趣”，“简言之，作为一个主要谋求经济利益有关的集团，海盗们有理由对这一假设——大规模集团暴力的原始动因必定是思想上的，其最终目标不可避免的将走向叛乱——表示怀疑”。“海盗不是代表穷人利益为正义而战的社会土匪，而是怀有发财梦想的掠夺者。” 李金明则认为：“这些海盗在各帮的势力范围内，对过往船只征收过境税，同海外贸易商和内地民人进行非法贸易，将掠夺得来的或多转移到国外销赃，在性质上属于亦商亦盗的武装贩运集团。”
刘平认为：“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险费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海上武装集团。”海盗产生于被压迫受歧视的阶级，对社会怀有仇视情绪，因此，从他们踏上“贼船”的那一天起，即开始着手报复社会、破坏社会。从“海盗”的概念以及这一时期广东海盗活动的方方面面来看，广东海盗活动不属于“反清”或“抗清”斗争，更不是渔民起义，而是纯粹意义上的盗匪活动。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等平叛行动，但它更多的是制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不仅给地方统治秩序，也给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破坏。尽管海盗曾多次与官兵水师对抗，但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推翻政府，不是有意识有计划反抗，而是保证自己的掳掠行动不受到干扰。忽视盗匪活动或者把盗匪活动视为农民起义或者渔民起义一直是我们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误区。刘佐泉与刘平这种看法类似，认为“乾嘉年间的雷州海盗，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者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和个人，属半永久性匪股，具有反社会性和反人民性。”
但这种分析过于粗疏且缺乏对海洋社会与疍民、渔民生存方式的理解，因而矫枉过正，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穆黛安通过资料整理，掌握了在1794年到1803年之间自愿走上海盗生涯的93人的职业背景情况，“其半数以上或者是渔民，或者是水手。” 安乐博对1795年到1810年间广东海盗刑案档案进行了研究，指出：“被虏的受害人和核心海盗的背景，其实都几乎一样，多是蛋民、渔夫、水手。”“多数牵涉海盗刑案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海盗。”“那些被迫参与海盗活动的人，也都是被害者而不是罪犯。甚至于多数的核心海盗，最初也是受害者而非主动者。”
广东海盗集团失败的原因，许多学者从内外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谭世宝、刘冉冉利用广东地方文献和《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对张保海盗集团投诚原因作了新探，认为：“嘉庆年间，正当张保仔海盗集团在珠江口一带大肆劫掠之时，清政府已通过增加前山驻兵，增筑澳门炮台等方式提高澳门乃至整个香山县的防御能力。在澳萄地方武装的协助下，清政府最终得以在香山县成功招降张保仔。”
关于乾嘉年间广东海盗活动的社会影响，曾小全指出：“1810年广东海盗的投降并非是一件好事。一方面给清政府带来了一种错觉，使他们误以为本身的海防力量十分强大，因而没有进行海防变革……导致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沿海防御体系无法形成。另一方面，投降后的海盗首领大部分被授予官衔，……就造成那些通过正统渠道的官吏心理不平衡，加深了矛盾。”韩国学者都重万从海上武力与沿海团练的关系，分析广东海盗活动的社会影响，指出 “嘉庆初年以来，广东沿海团练与海盗作战者，为数不少，嘉庆十四、十五年间，近海各乡团练林立，其防守功绩，较之官兵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有些乡间绅民创立公约，公所等自卫机构，以专司当地办团事务，这些公约、公所的团练组织机构，多以血缘、地缘和地主佃户关系为基础，因有固定经费、军械以及船团，故而其自卫力量较为强大。”他认为：“嘉庆年间广东团练的发展，实奠定了往后粤省团练的基础。”
二、关于蔡牵与闽浙海盗的活动及性质研究
蔡牵与闽浙海盗集团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乾嘉年间海盗研究的重点领域，关于海盗成员、帮派及其内部组织结构、海盗活动的性质等许多问题大体得到厘清。学界研究的主流意见是把蔡牵帮视为渔民、船户反清的海上武装集团。近十五年来，除上述问题的延伸讨论外，还从清代水师、海防、海上族群、海洋经济的角度展开。专著如陈孔立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九州出版社，2003年增订本）、王宏斌的《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许毓良的《清代台湾的海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和《台湾军事与社会》（九州出版社，2008年）、王万盈的《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2009年）等等都涉及到清代乾嘉年间的闽浙海盗问题。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华峰的学位论文《十八世纪福建海盗研究》较为系统的阐述了18世纪福建沿海海盗的基本特征、福建社会各方的应对措施、福建海盗产生的多重因素，并进行了关于蔡牵、朱濆等一些海盗的个案研究。
乾隆后期（1786—1795），福建沿海是海盗的多发区。王华锋指出：当时福建海盗盛行的原因有：1、福建的地理位置。风信上，春夏的东南风与秋冬的东北风使得船只南来北往，一日千里。同时，福建地狭人稠，其闽“内有耕桑之乐，外有鱼盐之资”，无论贫富，多从事海洋贸易等活动，固有“海者，闽人之田”之说，这些在客观上为海盗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福建海盗的传统，其多抢劫商船、渔民或者民船财物，其为盗的动力，更多是来自对财富的渴望，从而能导致其行为脱离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而沿海居民多暗中与海盗相通、嗜利忘禁，不顾官府禁令，趋之若鹜，为海盗提供生活必需品及销赃，这也是导致清政府剿灭海盗计划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因而，当其处于困境或者为谋取更多财物利益之时，海盗无疑是不错的选择。3、福建地区的经济因素。沿海地区的居民为了经济利益为更多种植经济作物，福建缺粮县主要分布在商业发达的福州、泉州、漳州、汀州，这些缺粮地区多种植甘蔗和烟草等经济作物，当发生自然灾害时，这些地区更容易受到冲击，因而，福建的粮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造成的。同时，还应看到，一方面，乾隆后期，福建地区自然灾害很少发生，另一方面，有清以来，清王朝十分重视福建的粮食问题。遇有粮食短缺，便从四川、湖广、江浙等地运米入闽，并从台湾运米至闽等地，4、军队的腐败，战斗力下降。官员怠玩饰讳，士兵偷卖火药兵器。林爽文起义则是直接诱发和促使海盗增多的内在原因。
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七年（1794—1802），蔡牵帮形成，主要是在闽、浙洋面进行传统的海盗活动。嘉庆七年（1802）五月以后，转入反清斗争。郑广南认为，“蔡牵、朱濆为首的海盗集团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全方位的反清斗争，这是他们海上活动的主要特色。”陈孔立认为：蔡牵集团“代表失业的农民、渔民和其他沿海贫民的利益，坚持了十几年的抗清斗争。因此，应该认为蔡牵集团是沿海人民的抗清力量，他们的活动是沿海人民的反清起义，是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种反映。” “他们为生活所迫，下海抢劫商船，其最初目的是为了糊口，并不想经商图利，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从事海上贸易，既不是海商，也没有进行走私，他们的活动和争取自由贸易没有关系。”松浦章认为，蔡牵自称镇海王，“好像是建设一个海上帝国并拥有其统治者的地位”。“对于进行海上贸易者来说，向蔡牵等集团交费用是对他们起一种生命保险和海上保险的作用。”李金明则持亦盗亦商的观点，认为，“蔡牵攻打台湾，目的是想逃避清兵的追剿，在台湾建立基地，继续从事武装贩运活动。他们没有制定具体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亦商亦盗的基本性质。”
李若文还就蔡牵和水师之间的互生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清代水师之设原在侦缉海盗，没有海盗，就没有水师；海盗愈嚣张，水师就愈活跃，冲突抗争就愈白热化。然而，也可能反向而行，海盗势力扩张导致海上军事活动重要性的提升，地方当局也就愈有利可图，其贪腐成了海上犯罪的温床。以上矛盾的关系可用‘相生相克’一词来概述。”许毓良认为，在剿灭海盗的问题上，“清廷非采取主动的方式夹击海盗的策略，而采取消极的手段把海峡两岸济盗的管道全部堵住，然后再以水师尾随剿捕，最后以打消耗战的方式，肃清海盗。”
关于蔡牵进攻台湾的研究，逐渐深入细化。台湾有薛卜滋的《清嘉庆年间海盗蔡牵犯台之研究》（台南师范学院乡土文化所硕士论文，2003年）、大陆有钞晓鸿的《蔡清对抗中的台湾义民》（台湾《第一届嘉义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刘正刚的《嘉庆时期藏兵赴台湾始末探析》（《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都有不同角度的阐述。
对朱濆的研究向来不多，一些学者把他当成广东海盗，实际上他是福建漳州人。近年在漳州云霄县岳坑村发现朱濆的坟墓，相传为其弟朱渥在其战死后将其遗体葬于岳坑村。岳坑为朱姓村落，当地父老流传许多朱濆的故事，并认为朱濆为岳坑人。2010 年3期《广东社会科学》刊登了陈启汉撰写的《清代乾嘉时期朱濆海上起事考辩》一文，认为朱濆乃是“前期主要在广东海域活动，后期回到了福建海域，与蔡牵帮时分时合,各自为帮。故当时官方有称之为‘粤盗’亦有称之为‘闽盗’。”
对于浙江海域海盗的研究，2013年4月，《社会科学》第4期刊登刘平的《嘉庆时期的浙江互动与政府对策》。该论文分析阐释了浙江海盗产生的社会背景、浙江海盗大帮兴起的契机以及浙江海盗的活动以及清朝对他们的剿捕。刘平认为，清中叶，浙江沿海灾难频发，政府控制能力减弱、林爽文起义的爆发等多种原因造成浙江海域海盗活动的频繁。为平定海盗，清廷不断调整海防政策，派出忠臣亲自毒针等措施终结了这一时期浙江海面海盗的活动。但是“清廷无意探究海盗滋生的深层原因，也对调整海上群体的关系没有兴趣”最终导致海盗再次兴起，并伴随清王朝的终结。
三、研究方向的拓展与史料的发掘
近15年来，关于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研究出现研究方向拓展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不再一味从政治史的角度演绎水师捉海盗的故事，而是回归到一个更加广阔海上历史场景，力图论述“自下而上的海洋历史”。如安乐博的Like Forth floating on thre sea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刘平将其书名暂译为《浮沤著水》），从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学科角度来透视海盗内幕，如在第六章“海盗活动与海上社会”，探讨了海洋社会各阶层与海盗群体的关系，他认为和水手一样，海盗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沿海人民，他们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各种关系；第七章“水手与海盗的文化世界”，作者展示了水手和海盗的文化世界，并把他们与陆地上的主流文化进行比较，认为海盗群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凸显古代海洋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一普通水手为主的海盗社会的日常生活画面。”
从海洋社会看海上族群与海盗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赵莞丽的《明清时期广东的水上居民》（广东省社科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探讨了疍民与海盗的关系，指出郭婆带、郑一嫂、张保是疍家子女，“渔民沦为海盗之后，以海洋活动场所和战场，因此他们的事迹与所起的作用也在海洋方面。有资料表明，他们在开发海洋、促进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繁荣和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等方面，曾经起了一定作用，是有贡献的。”高志超的《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变迁》（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对乾嘉年间漂浮于伶仃洋的蛋民、游离于官民之外的海盗也有所分析。
史料的发掘，尤其是档案的整理有了新进展。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陆续出版了一批相关的清宫档案，如《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帝起居注》、《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清代台湾谕旨档案关系汇编》、《清宫廷寄档台湾史料》、《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剿平蔡牵奏稿》、《台湾道任内剿办逆匪蔡牵督抚奏稿》、《赛将军剿平蔡牵奏稿》等等，有不少是第一次公开的资料，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基础。关于这一时期海盗的传说、故事，在海峡两岸都得到搜集整理，不少是把海盗视为英雄的，为了解沿海民间对海盗的观感，自下而上看海洋历史，纠正官方资料的偏差，提供重要的参考。关于乾嘉年间海盗佚事的一些新发现、新解读也常见诸这些地区的报端。比如，2005年8月1日，《海峡都市报》发表文章《晋江涉台遗存揭秘》从最新的文物发现起笔，其中也介绍了清代乾嘉年间晋江一带曾出现的海盗问题。 2007年12月15日，《东南快报》刊登《清末海盗的活跃》一文，重点介绍了嘉庆年间大海盗蔡牵的一些情况。2008年8月25日《东莞日报》的文章《海盗“张保仔”原来是传说？》对张保的真实存在做了一次质疑。2009年年1月17日《番禺日报》A4版《龙穴岛与张保仔》、2009年11月5日《南方都市报》的《风流海盗张保仔的战火情仇》、2010年3月21日《中山商报》的《张保仔传奇：海上霸主香山受降》等则介绍了粤洋大盗张保仔的传奇故事。另外，因为厦门也是当年蔡牵活动的的主要场所，近年来，《厦门日报》和《厦门晚报》也多次发表专版报道对有关蔡牵或者李长庚的文物古迹进行整理报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有关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日益活跃，国内外学者不断发现新材料，用新的方法去解读分析史料，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如何突破传统观念和陆地思维的束缚，实现理论的创新，这项研究依然有一些空白之处。也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试图做些有益的尝试——在海洋人文视野下，探讨嘉庆年间的海盗问题，对长期以被人们忽视的一些薄弱环节进行深入发掘。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架构
研究方法上，本书旨在历史重构，因此对空间、时间、事件的掌握尽量要求全面、准确。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认为，海盗是海洋社会的组成成分，是以海为生的海洋社群之一。要正确地理解海盗，应该站在海洋的立场来分析。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就是立足于海洋，以海观海，运用海洋思维方式分析和总结问题。本书运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从海洋史角度，分析海盗的问题。
绪论部分主要对海盗在海洋史的定位做出清晰的说明，对近年来乾嘉海盗与水师研究的学术史力争有一次全面的回顾，并阐述本文研究方法与研究架构。
第一章“清代海盗黄金时代的到来”，将从海洋社会的边缘化、水师战斗力的微弱、沿海地区官府控制力的下降、自然灾害与社会骚动等三个大的方面，从分析清朝以陆制海的海洋管理政策，海洋渔业、渔村与渔民的困境，海洋贸易从外海压缩到近海的等方面分析在嘉庆年间东南沿海出现海盗活动高潮的原因。
第二章“ 从‘踏斗’到联合的海盗世界”，将对广东海盗帮的崛起、闽浙海盗帮的分合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并分析总结海盗的来源与成份，进而看到海盗符合海洋人文的特征和生活方式。
第三章 “镇海王”与“南海王”中，以当时活跃在闽浙粤三省洋面的“大海盗”蔡牵和朱濆为重点，厘清他们发展历程和主要海上活动，与一般海盗的区别，从分裂的海洋社会窥视整个海盗社会总体的面貌。在这一章中涉及蔡牵从临时抢劫到控制台湾海峡海域，蔡牵、朱濆攻打台湾、谋占噶玛兰的过程，分析他们与失业的农民、贫民、海商、郊商、盐商、以海为生的乡族、会党之间以及与官员、吏胥、兵丁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四章“海盗的生活方式与文化”，重点探讨海盗与海上其他族群如渔民、蛋户的关系，从社会背景和个人原因分析海盗中同性恋存在的形式和原因，讨论海盗的信仰，最终宏观上对海盗的生活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第五章“李长庚与蔡牵的海上交锋”。作为清代乾嘉年间难得的优秀的水师将领，李长庚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他出生在海边，熟悉大海的习性，六十年的人生生涯的一半以上都是在海上，他的一生几乎是与海盗扑杀的一生；他曾被嘉庆皇帝钦点总统闽浙水师，专捕蔡牵，他海上征战几乎都是与蔡牵的有关，但却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被蔡牵手下打伤身亡，最终功败垂成，饮恨西去。他虽为武将但心思细腻、感情丰富。在搜集历史档案的同时，笔者还几次去李长庚的故乡进行田野调查，搜集资料。本章将对李长庚的身世、李长庚与蔡牵交战的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并借着李长庚与蔡牵的海上交锋，对中国古代海军、海军思想未能发展起来的问题做出反思。
第六章 “乾嘉海盗活动的落幕”，这一章详细描述了蔡牵、朱濆的战死和朱渥、张保的投诚。在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蔡牵、朱濆战死的时间过程做一些补证。
“历史反思”是本书的最后总结部分，通过对清代嘉庆年间海盗问题的分析研究，反思清朝海洋政策的得失以及带给当今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为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八卷，张雅娟著《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与水师》绪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