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旨趣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海上通道的统称，不仅是中国丝绸运销海外的重要孔道，亦是瓷器、茶叶、香药、白银等物资交汇流通的平台，承载了不同文明的互动与交融。研究明清时期东亚海域香药贸易，不仅能够充分发掘古代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且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基础和精神内涵。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香药的输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香药的进口数量大增，开始被时人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熏香化妆、医疗保健、日常饮食等各个领域。直至今天，香药对我们的生活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是其更多的时候是以化工合成品的形态存在，我们也就忽视了对它本来面貌的追寻。因此，展开香药贸易的研究，无论是对于探究明清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形态，还是勾画东亚海域贸易网络的图景，抑或讨论明清日常生活史的相关问题，都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和路径。
自古以来，海洋既是阻隔不同区间人们互通有无的障碍，亦是承载世界各地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海洋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中华文明史上，海洋文明的演进自西周晚期、春秋时代已逐步开始，前后经历了东夷百越时代、东西洋时代、海洋竞逐时代和海洋复兴时代。通过海洋为纽带，中华文明远播海外，与此同时，多元的域外物质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长期以来作为舶来品代名词的香药，其影响尤甚，亦最具代表性。因此，研究域外香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于探讨中国海洋文明史的丰富内涵颇有意义。
之所以选择将研究的时段确定在明清，一是由于学术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对于明清时段的研究则关注较少。二是由于研究明清香药贸易具有极大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明清时期统治者虽多次厉行海禁政策，但香药的输入从未间断。明前期，海禁政策执行虽严，官方的输入渠道却大开，宣德（1426-1435年）以后，曾经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活动虽然停止，朝贡贸易亦日趋衰落，而民间海外贸易却在海禁政策的夹缝中悄然兴起。从全球史的视角看，自15世纪开始，在海洋为纽带的联结下，全球市场逐步形成，世界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逐步加强，香药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西欧和东南亚等国在东亚海域争夺的主要商品。从贸易史的视角来看，香药贸易作为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虽受政府政策影响，但并未受其左右。研究明清香药贸易，不仅能够更好地揭示这一时期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围绕海洋政策所进行的博弈，以及民间和地方在不满朝廷政策时所进行的规避措施及应对机制，亦能更为清晰地勾勒亚洲海域贸易网络的构建过程，以及在这期间各方海洋势力的此消彼长。
至于选择将香药贸易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作为重点考察对象。首先香药作为日常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作为海洋贸易标志性产品的香药，明清时期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熏香化妆、防腐避垢、治病疗疾、日常饮食等领域，对时人宗教观念、健康饮食习惯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正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其次，明清时期香药的输入，不仅对从中央到地方的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香药传入中国后被时人赋予了多重社会应用职能，探讨香药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研究明清财税制度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再次，香药被时人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史实，不仅从细微处重现了明清时期的生活百态，而且对于追寻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交流，研究海洋文明对陆地文化的辐射与影响十分有益。
此外，传统海洋贸易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我国古代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物品的对外输出和对世界历史贡献的探讨，沉湎于“中国”俯瞰“四方万国”的自豪之中。然而，中国在东亚海域的贸易，并非只出不进，商品的互换与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互惠的，香药作为明清时期进口的最主要商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积极影响。这一研究现状与明清时期亚洲贸易网络中香药贸易占据重要地位的历史事实，以及香药贸易对社会经济、日常生活和文明互动带来的巨大影响极不匹配。鉴于上述多重因素，因此，研究香药贸易不仅是对传统中外交流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亦提供了一个站在东亚海域看中国的新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现状
本书以香药贸易为研究对象，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内容涉及香药的概念、种类、产地、功用、输入途径、运销网络、贸易数量，以及香药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多层面的影响。从研究领域看，不仅涉及海洋史、经济史、物质文化史、医学史和日常生活史多个领域，且每一领域与本研究的关系亦轻重不一，故很难就相关领域的已有成果，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香药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集中，故此本书将围绕这一主题对该领域的已有成果进行系统讨论。
纵观学术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研究时段多集中于宋元，对于明清时段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关注，偶有涉猎也主要集中于明前期，且多将其看作朝贡贸易或郑和下西洋的分支问题进行探讨，很少将“香药”作为研究核心进行深度的考察。关于明中叶以后民间香药贸易的问题几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盲点，而这一研究现状与香药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极不匹配。即便如此，目前学术界一系列与此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依然为对本课题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学者们关于汉唐、宋元时期香药贸易的研究，以及史学界和中医学界关于各类香药的研究为本研究的展开准备了重要起点。此外，学界关于海外贸易的整体性研究成果亦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关于香药特性及应用的研究
关于香药的特性、源流、功能及应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考辩，史学界及中医学界皆有诸多涉及。自20世纪初开始，王璡、云楼、黄素封、王鞠侯等学者先后在《科学》、《妇女杂志》、《绸缪月刊》、《南洋研究》上发表文章，从科学普及的角度概括性地介绍了香药的种类、产地及应用等问题。随后，日本学者山田宪太郎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东亚香料史研究》、《香料の道：鼻と舌西东》和《香料博物事典》三本著作，系统论述了香药的种类、特性、运销及应用的历史。然而，史学界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则选择时间为脉络进行探讨，中医学界的则多以本草学和药物学为关注点进行研究。
汉唐时期的香药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西北内陆地区。陈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三篇文章分别以不同个案为对象，详细呈现了汉唐时期中外医药交流的多元面相。《“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一文，以中古时期胡商的药材贸易活动为对象，探讨了中土市场上存在的胡药假伪情况，并对此现象在当时的社会反映进行了初步分析，试图以此勾勒出胡药辨伪的历史轨迹，进而揭示胡商在商业贸易中的多面相。作者指出，对于胡药，中土人士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方面，他们认为波斯、印度、西戎来的药物质量好，性能佳，可补本土之不足，增加了对付疾病的手段，又丰富了日常生活的趣味。另一方面, 他们认为胡药又多假伪，胡商(以及中土商人)制造与贩卖假药，使得人们对此增添一份戒心和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一文，以作为丝绸之路要道的于阗为个案，探讨了汉唐时期于阗对外医药文化交流的状况。通过分析，作者试图从史料中勾勒出汉唐时期在文化交流中于阗医药文化史的某些特征，对重塑中古时期丝绸之路医学史的总体面貌做了重要补充。《“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一文，详细梳理了“三勒浆”在唐、宋、元三代的演变历程，并全方位对比了该物在其原产国印度、中转国波斯及中国的应用情况，作者试图以“三勒浆”为例，揭示“中、印、波三地某些饮食习俗的传递与吸纳”，呈现“三地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差异、选择与互动”。
温翠芳的一系列论文对汉唐时期中外香药交流做了深入探讨，其博士学位论文《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不仅论述了唐代从西域进口的大量香药及这些香药在唐人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而且考察了唐代广州的香药贸易状况。作者认为，香药换丝绸实为中古时代东西方贸易之主要推动力。鉴于此点认识，该文对从葱岭以西、地中海以东广大的西域地区输入唐代中国的各种香药进行了考察，并着重探讨了这些外来香药在唐人世俗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此外，关于唐代广州香药贸易的考察，作者指出，“唐前期活跃在波斯湾到南中国海上贩运香药的主要是波斯人；而在762年之后，随着黑衣大食帝国迁都巴格达，遂带来了中国与阿拉伯之间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而阿拉伯人也由此介入了获利巨大的海上香药贸易。”《中古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香药贸易中介商研究》一文，对中古时代的香药贸易商人、贸易路线、贸易产品及商人们从事香药贸易的深层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汉唐时代印度香药人华史研究》、《汉唐时代南海诸国香药入华史研究》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印度及南海国家所产香药的入华途径及在中国的应用情况。吴娟娟的硕士学位论文《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在介绍唐代香料种类及来源的基础上，论述了香料在世俗及宗教领域的应用情况，分析了唐代用香之盛的原因及影响。
余欣的《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一书，对附子和芜菁两种植物所作的细致论考，严格来说虽算不上香药研究的范畴，但其研究视角及所应用的理论方法十分值得学习。作者从新博物学史整体架构的理念出发，以物种为线索，探讨了物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并试图以此追寻一些值得珍藏的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痕迹。关于舶来品的内涵，该书指出，即使是本土物产也会被蒙上一层浓厚的舶来品色彩。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作者认为，不能单从史实本身加以解释，而应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思考，并在该节最后引用薛爱华的一句话进行总结，“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的领域之内，正是由于赋予了外来物品以丰富的想象，我们才真正得到了享用舶来品的无穷乐趣。”
关于宋元时期香药的应用研究，相较于其他时段更为丰富，且尤以宋代为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刘静敏的《宋代〈香谱〉之研究》一书，该书不仅对先秦至隋唐中国社会的用香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且对宋代《香谱》的源流发展、编撰体例，《香谱》在宋代盛行的背景及原因，《香谱》种类及其撰修者，香方的承袭及发展，香品器的使用情况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逐一论证。全面呈现了宋代香文化发展的整体图景，成为研究宋代香文化不可不读的佳作。
夏时华的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香药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宋代香药现象考察》一文，依次考察了宋代社会的香药来源、香药贸易概况、香药与宗教活动、香药与贵族平民的生活、香药在中医养生保健中的运用等问题，并对香药消费对社会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一文，主要从宋代香药朝贡贸易和民间海外香药贸易、政府对香药的禁榷经营、民间香药销售和生产加工经营、香药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宋代社会的香药消费等方面，对宋代香药业经济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宋代香药进口贸易、贩运、加工生产、销售，直至香药消费，已形成一个重要的香药业经济”，且已成为“仅次于盐业、茶业、酒业等之外的一大产业经济”，在宋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和《宋代平民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述论》两篇文章，论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香药消费情况。前文对宋代上层社会香药消费的概况、特点、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作者的论述可见，宋代富裕阶层的香药消费涉及饮食、熏香、宴饮、香囊、沐浴、美容、制墨、建筑、宗教诸领域，表现出其消费的广泛多样性、奢侈性、雅致性、部分市场化等特点。关于宋代平民的香药消费情况，作者同样认为十分兴盛，“并表现出其消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市场化、生存性与享受性并存等特点”，并指出“宋代广大平民在饮食、医疗、沐浴、化妆、建筑、婚育仪式、宗教活动、节日习俗等社会日常生活中香药消费兴盛，香药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消费品”。然而，笔者认为，宋代虽由于海洋贸易的兴起，大量香药通过海路进入中国，但香药的消费仅限于宫廷、官宦之家和富商大贾等富裕阶层，在普通百姓看来，香药仍属奢侈品范畴，只有在重大节日或宗教活动中，香药才得以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
孟彭兴的《论两宋进口香药对宋人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文，从唐宋以来海上贸易的发展、香药国际贸易新格局、政府财政收入等层面论述了两宋时期香药贸易的发展概况。文章随后探讨了香药进口给宋人生活带来的多层面影响，作者认为，在两宋政府积极扶持下的香药贸易，在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丰富我国的药物宝库、提高中医治疗技术的同时，也助长了奢靡之风，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彭波、陈争平、熊金武的《论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一文，以宋朝政府财政危机为切入点，运用历史学和金融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文章指出，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比较强烈，是国家所依赖的重要金融工具，“既可以变卖成现钱，也可以直接用于对内对外支付，还可以充当政府经营的资本，并充当国家信用的保证，甚至于发展到在其价值的基础上发行信用凭证充当流通手段。”
庄为玑、庄景辉的《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一文，首先介绍了宋代中国进口香料的种类及从事香料贸易的商人，接着论述了蒲寿庚家族香业的经营与传承。作者认为，自唐代以来，从事南海香料贸易的多为阿拉伯人，有的因从事香料贸易还被封赐官爵。吴春明的《考古发现的几类海洋舶来品》一文，从考古发现的沉船物品为切入点，对香药贸易的意义做了颇有价值的阐释。作者认为，“传统的海交史、贸易史、经济史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我国古代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的对外输出和对世界史贡献，勾画出‘陶瓷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沉湎于中国鸟瞰四方万国的、怀柔天下蛮夷的快感中。其实，在东南沿海海洋社会经济体系中，帆船的往来、商品的互换与文化交流都是双向互惠的，从西、南洋航路各国舶来的香料药物，就给古代中国文化增色不少。”
关于明清时期香药的应用情况，目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明代，清代的探讨则较少。陈冠岑的《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一文，通过对明代图像数据、绘画、版画及壁画的整理与分析，探讨了明人的用香场合、用香情境和焚香炉具，很大程度上重现了明人的用香生活。张维屏的《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对明代香药的输入种类，及明代士人的用香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黄瑞珍的《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一文，以“需求-供应-消费”为路径，考察并分析了香料的供需市场，以及香料在明人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使用情况。作者认为，“明代用香群体完成了从上层到下层的下移，呈现全民化特点。各阶层对香料的铺张使用，刺激了社会奢侈风气的滋长，促进了炫耀性消费心态和享乐主义观念的盛行，并推进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然而作者在介绍各个时期的香料运用时，皆笼统地认为其用途多、应用领域广、使用普遍，未能很好突出每一个时代的特色，以及香料运用的演进轨迹。此外，王尓敏的《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和巫仁恕的《品位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对于香药在明清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领域的运用，亦有所涉及。
王铭铭的《说香史》一文，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对顾炎武《日知录》中所列《日知录之余》卷二《禁番香》中的相关史料进行了发散性的分析，其中涉及到“禁番香”政策下达与推行的始末，国人焚香习俗的由来等很有意义的问题。文中的一些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明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颇有启发。关于龙涎香与葡人居澳的关系，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机〉笺注》、郑永常的《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金国平的《龙涎香与澳门》、李飞的《龙涎香与葡人居澳之关系考略》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此外，梁其姿的《明代社会中的医药》、唐廷猷的《中国药业史》和邱仲麟的《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等著述中，亦有部分内容涉及到香药的产地、运销、应用等相关问题。
林日杖的《大黄与明清中外关系》虽不能归入香药研究的范畴，但该文却是研究中外药材交流的很好范例。该文试图以大黄这种中国特产药材为核心，来讨论明清中外关系的变迁，阐释一种物质或说一种商品对中外关系发生影响的模式。作者指出，“从一种物质或说一种商品的角度切入中外关系史，既是对经济史研究的革新，也是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突破”，其不仅扩大了经济史的影响范围；而且“将中外关系史关注的重心，由人转向了物”，视角新颖独特。
目前史学界关于香药特性及其应用的研究，除以朝代为界线进行的探讨外，还有一些整体性的研究成果，或以单一香药品种为例进行的分析。杰克·特纳的《香料传奇》一书，从欧洲人对宗教、对香料的崇拜，以及航海探险的发展为开端，探讨了西欧人追逐香料的原因。进而从味道、肉体、精神三个层面详细论述了香料在欧洲社会的应用情况。该书采用故事兼论述的方式，生动展现了一部以香料为核心的另类世界史，一幅奇异的西方风俗的画卷。冯立军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从中外关系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间的中医药交流，做了细致描述和分析。全书以中药材作为海外贸易商品的关注点，突出海外华人在双方中医药交流中的载体作用，同时，以族群认同理论来解析中医药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另外，还通过对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的研究，再现了彼此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关系、民间海外贸易关系以及贸易与移民等各种较为复杂的关系，对于思考和创新东亚海洋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傅京亮的《中国香文化》和周文志、连汝安的《细说中国香文化》及陈云君的《燕居香语：中国香文化宝典》，分别从历史学、哲学、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沉香、檀香、丁香、龙涎香等多种香品的应用情况，及各类香具的使用方法，并系统梳理了古代文人与香的关系。然而，三本著作多集中于对香的文化性的探讨，而对于各类香品在宗教祭祀、治病疗疾领域的应用，及普通平民的用香情况则涉及较少。
以单一香药作为对象的研究，目前亦有部分学术成果，其主要以学位论文为主。陈宝强的《宋代香药贸易中的乳香》一文，对宋代社会中的用香风气，乳香在社会下层的应用，乳香对中国医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文章指出，相对于其他香药，乳香在宋代“具有数量巨大、价格较低和应用广泛的特征”，故其影响也最大。于景让的《说沉香》和吴世彬《沉香文化的发展及其现代应用》，对沉香使用的发展历程及被赋予的文化意涵进行了探讨，并对沉香在当代社会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张亚丽的《历史时期豆蔻的使用与分布》，对豆蔻的种类及用途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历代文献中关于豆蔻生长地域的信息进行了梳理，从自然地理学角度论述了不同豆蔻品种的产地分布情况。
中医学界对香药特性及功用的探讨，多从本草学和临床学角度进行论证分析。例如，宋岘的《〈本草纲目〉与伊斯兰（回回）医药的关系》一文，对《本草纲目》中记载不甚详细的五种伊斯兰本草药物的性状及功效，进行了详细考证；其《论大食国药品——无名异》一文，对宋初传入中国的阿拉伯药品无名异的名称、性状、功用、制取方法进行了详细考证，作者认为，无名异与木乃伊实为同一种药物，埃及的木乃伊做为地中海地区历史悠久的药品和传统商品在宋代已输入中国。金素安、郭忻的《〈海药本草〉蜜香、木香、沉香之考辩》一文，通过对《海药本草》中所记蜜香、木香、沉香的考辩，指出该书记载的蜜香和沉香均为瑞香科正品沉香，蜜香可视为沉香的别名。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蜜香可以作为木香或沉香的别名，但为了临床用药的准确性，建议在临床的处方中明确使用药物的正名。靳萱等的《浅析〈海药本草〉记载的七味回族常用药物》，对《香药本草》中记载的熏陆香、没药、紫矿、阿魏、荜拨、缩砂蜜、莳萝子七味香药进行了辨析，并结合《回回药方》进行了相关阐释。从临床药物学角度探讨香药功用的文章颇多，兹仅举几例。王慧芳的《古代用香料药物预防疾病的方法》，从熏香、佩香、含香、浴香四个方面，阐释了香药的祛邪辟秽功效。王亚芬的《元〈御院药方〉中有关香药的临床应用》一文，对《御院药方》中涉及的香药进行了综合归纳，论述了这些香药在治疗中风、脾胃失调、疮肿、风寒湿气、跌打损伤等领域的运用。孙磊等人的《乳香基原的本草学、植物学和成分分析研究》一文，从本草学、植物学和药理学角度分析了乳香的特性，并从中药学角度阐释了乳香的植物成分及分类标准。
此外，亦有部分学者以医药交流、考古资料为切入点，论述了香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情况。例如，陈湘萍的《〈本草图经〉中有关医药交流的史料》一文，通过对《本草图经》中涉及的有关中外医药交流的史料进行分析，发现北宋中叶外来药物在中国已有较普遍的使用，且这些药物已融入中国传统医药体系之中。吴鸿洲的《泉州出土宋海船所载香料药物考》，以1974年6月8日出土于泉州后渚港的宋船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宋代香药的输入盛况，并对部分香药的产地及功效进行了考证分析，进而论述了外来香料药物的输入对我国医学发展带来的多重影响。而王琳、李成文的《宋代香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一文，则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三个角度探讨了宋代香文化盛行的原因，从本草学、方剂学、临床医学三方面探讨了香药对中医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作者还指出，“香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局方》的盛行，造成过用、滥用香药之弊，也给中医学带来了不良影响。”
（本文为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五卷，涂丹著《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绪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