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閩北客強土弱現象與地方應對（上）
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 陳啟鐘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清代閩北社會客民流入原因，和由此導致的土客異勢，並從土客糾紛、矛盾中考察土著和地方官府的處理情況，以及因應客強土弱局面，土著和地方官採取的特殊措施。
閩北地理環境加上清代當地的動亂破壞，致使大量客民流入，掌控經濟命脈，形成客強土弱之勢，並引發土客糾紛與矛盾，且使用國家力量解決問題。在小規模突發性土客糾紛中，從案件審判過程與結果來看，閩北地方官在處理事件時，多能依據實際情況合理裁決，較少出現護土欺客現象，而在大範圍常期性土客矛盾中所採取的措施，則無法有效解決問題。
為調和土客關係，清末浦城縣土著與順昌縣地方官主動開放客民入籍應試，他們期望藉由加速變客為土以消弭土客之分，使雙方能共同努力建設地方。
關鍵詞：清代福建土客關係開籍應試地方社會
一、前言
傳統中國社會裡的土客關係，是學者研究地域社會時著重探討的課題之一。目前，學者研究土客關係最常見的，是勾勒出兩者間的激烈衝突，並可細分為舊土著與新客民、新土著與新客民兩類。
在舊土新客關係上，資源爭奪與文化差異是導致雙方產生矛盾的關鍵因素，特別是在擁有強大土著勢力的區域，贛粵兩省即是如此。鄭銳達以清代至民國期間的江西袁州府為例，探討客民移入時的社會背景、入籍狀況和入籍後的發展。在客民入籍過程中，曾發生土籍與客籍、棚籍之間的衝突事件。黃志繁則從地方動亂角度著手，論述十二到十八世紀贛南地域社會與國家的互動關係。當中，他指出清初客民大量進入贛南，改變了土客力量對比，客民在有限生態資源條件下，構成與土著的競爭和挑戰，因而產生諸如租佃、戶籍等方面的衝突，直到大約十八世紀，大規模衝突才逐漸平息。除鄭黃兩人所論戶籍、學籍外，江西土客之爭也延伸到興建書院上。
劉平的研究旨趣與上述幾位大相逕庭，由於他對土客衝突的興趣源自對秘密社會的關注，因此，他特別注重咸同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與洪兵起事的關係。此外，他還勾勒出這場械鬥的基本情形及清政府的因應對策。可以說，學者對贛粵土客衝突的研究面向存在若干差異：江西方面多重視棚籍問題及因此而來的土客學額之爭；廣東方面則更強調土客「種族」、文化、語言等矛盾，及土客械鬥中華南地方軍事化問題。不過，這並非學者刻意為之，而是基於粵贛兩省本身的歷史發展所致。
學者對清代土客關係的討論，同樣可見於安徽區域研究中，特別是徽州地區土著和棚民的互動。在既有研究中，主要著重分析棚民山區活動對當地土著社會的影響，以及後者對前者的因應。是故，他們對此課題展開的模式和結論頗為相似，即：清代徽州棚民狀況→與地方社會的衝突→土著和地方政府的禁棚、驅棚行動。這種因為棚民流入導致土客衝突，並促使政府發佈禁棚令的情形，也反映在馮賢亮關於浙江湖州府的研究上。不過，與徽州府的土強客弱不同，湖州府屬於客強土弱的社會。此外，湖州府還發生了徽州府沒有的土客大械鬥。
清代安徽土客關係研究的另一重點，是太平天國戰爭後，皖南人口變遷導致的土客矛盾問題。根據研究者論述，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皖南地區深受破壞，戰後許多地方出現人口真空、半真空狀態，以致於在同光年間引發大規模移民運動，至十九世紀末，皖南客民人數已佔半數以上。這些客民一方面促進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土客矛盾加劇，還為秘密社會的興起提供機會。實際上，不僅皖南地區，整個蘇皖浙交界在太平天國戰爭後都有移民浪潮，以是，葛慶華又擴大研究範圍，考察三省交界區土客衝突原因、地方政府消弭衝突的措施，以及土客融合等。他認為，土客由於經濟、文化因素引發鬥毆訴訟、械鬥等衝突，有鑑於此，地方官吏採取諸如安置移民和讓移民入籍、應試等措施以解決問題。
對中國北方土客關係的研究，較多是關於陝西的討論。鈔曉鴻注意到陝西各區域土客關係並非一致：陝南土客衝突表現出持久性與激烈性，械鬥在某些地方成為司空見慣之事，關中次之。在此形勢下，部分客民加入幫會組織壯大勢力，而這兩個地區也存在明顯的欺客現象。相對地，陝北情況有所不同，土客間一開始便相處融洽。清代陝西客民在移居地處於不利地位的情形，可從《樊山政書》所收錄關於客民訴訟案件中看出，其不僅受到土著欺負，地方官員也對客民持有偏見。李文軍曾以該書來考察清末客民在地方訴訟中的地位和處境，並指出客民在訴訟中處於不利地位，他們上控的案件常以失敗告終，僅在對方當事人的道德被官員否定時才會出現例外。
此外，張福運以蘇北、魯西南的湖團案為例，論證此案雖由田產糾紛而起，但癥結是土著心懷不平的妒恨心態與盡逐數萬移民而後快的排外意識，根源則在於雙方的文化差異，當中，存在強客欺主情況。其後，為解決土客矛盾，奉命調解此案的曾國藩，做出按是否安分守法的國家標準，對土客重新排隊劃界的仲裁，並以保障各方財產權和生存權為前提，通過確認合法產權與重新分配權利，成功化解此一矛盾，實現多方共贏。
綜上所述，學者們關於土客關係的論述主要是認為：大規模移民運動改變土客力量對比，客民在有限生態資源條件下與土著相互競爭，使土客矛盾加劇，因而產生諸如文化、租佃、戶籍、學籍、土地、水利等衝突。當中，除浙西、蘇北的客強土弱和陝北的土客融洽外，許多地方存在明顯的欺客現象，部分客民因而加入秘密宗教和幫會組織來壯大勢力。
另一方面，新土新客的關係則與前一類有些許不同，此類研究主要集中於對四川、廣西土客關係的探討上。山田賢以地域社會論視角，考察四川移民社會由同鄉村落到同族聚居，最後形成宗族組織的整合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移民通過合建宗祠、編纂族譜等方式形成宗族，同時，還利用同鄉結合與婚姻關係為媒介成為地方大族，積極參與地方行政和經濟活動。與這些定居商業要衝，成為地主及地域精英，具有宗祠、私寨的有力同族集團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那些成為其從屬、定居於山區的後來移民集團。這些移民集團經濟基礎不穩，也不具有宗祠，他們在無法實現歸化於現存社會體制正統秩序的情況下，為確立本身秩序，借用白蓮教來自我組織化，這即是嘉慶初年川楚陝省際地區發生白蓮教起事的社會條件。
在清朝，與白蓮教起事有類似社會背景的，是起於廣西的太平天國之役。因此，廣西土客關係研究也就多集中於討論太平天國起事前，土客間的矛盾和衝突。大致而言，學者們認為自雍正年間開始，廣東嘉應州部分客家不斷移居廣西東南地區，與土著在土地、水利、風水、女人等問題上產生糾紛，導致土客械鬥。這些衝突成為廣西社會秩序動亂的基本原因，也是太平天國運動發展的重要轉機。另一方面，客籍精英則在太平天國期間的保甲組織中，發揮主導力量，並產生許多靠科舉、通婚和參加公共事務等而擁有勢力的新興宗族。
在上述相關研究中，除浙西、蘇北外，所論述的地方社會性質多是土強客弱，對於客強土弱地區的探討顯得不足。在清代中國地方社會中，同屬客強土弱的閩北，其形成因素為何？土客糾紛、矛盾呈現出怎樣的面貌與意義？是否如同上述社會般激烈？對於土客糾紛與矛盾，地方官及土著如何應對？筆者認為考察清代閩北社會相關問題，可彌補當前研究的不足，並反映中國地方社會的複雜性與多樣化。以是，本文旨在探討清代閩北社會客民流入的原因，和由此導致的土客異勢情形，並從不同類型的土客糾紛、矛盾中，闡明土著與地方官的應對方法和處理態度，以及為因應客強土弱局面，土著和地方官採取的特殊策略。
二、清代閩北社會客民流入原因
清代閩北吸引客民進入當地的因素，主要是由於閩北的地理環境與清代閩北動亂造成的人口損失、社會破壞，以下分述之：
（一）閩北的地理位置與山林資源
閩北自古以來即是他省進入福建最主要的交通要道，例如從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漢人入閩的四條主要路線中，閩北即佔三條，這種情形到了明清時代依然如此。乾隆《邵武府志》引嘉靖邢址舊志載：
入閩有三道：建寧為險道，兩浙之所窺也；邵武為隘道，江右之所趨也；廣、漳航海為間道，奇兵之所乘也。
由上可知，不管何時，閩北都是北方各省進入福建的交通走廊。反而言之，想要從福建沿海到達北方各地，同樣需經過閩北，這表現在福建省內建築的商道、驛道上。關於此，筆者依據徐曉望及黃新華所述，將清代閩北對外主要交通路線整理為圖1。
圖版來源：根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第8冊，清時期，頁42-43繪製。
交通的優越條件使閩北在中國東南的人口流動中，成為首先和必須經過的地區之一，且擴增了相關經濟活動事項，大大提昇外來人選擇該地做為謀生之處的數量和機率，自然有助於客民流入。如清初，由於浦城縣仙霞嶺「為入福建門戶，與江西、浙江接壤，宜設官控制，招民以實其地，俾無隙可乘」。軍事地位的提升，使仙霞古道成為閩浙之間最重要的官道，因而吸引眾多駐軍、商人、手工業者等外來移民遷入沿途村鎮。
客民流入閩北的原因，除交通便利及相關經濟活動事項外，閩北豐富的山林資源和經濟作物，也誘使更多客民到該地謀生。閩北的地形、地勢、氣候、水系、植被等條件，使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茶、木、竹、菌類、果、藥材等產品無所不有，乾隆《福建通志》即載閩西北「負山，茶、笋、山木之饒遍天下」。這些山場出產杉、桐、麻、菁、茶、笋、紙、鐵等山林資源，加上不主而不稅，木、竹、礦、鐵、笋、紙、茶、苧、菰、蕈、榛、栗之屬，有力者自為之，不僅使生計有保障，還可更進一步獲取經濟利益，也難怪「流寓者往往不返，安土重遷」了。
（二）清代閩北的動亂
清代影響閩北社會最顯著、造成人口大量減損的動亂，當屬清初的甲申鼎革之戰、甲寅耿藩之變與清中葉的戊午紅巾之役，並形成清初和清中後期的兩次移民潮。
滿清入主中原後，於順治三年（1646）開始將勢力延伸到福建地區。此時，閩北首當其衝，成為各方攻防的主戰場，而當地秩序的崩潰亦使各類動亂紛起，造成明清鼎革之際閩北動盪不已的局面。當時，閩北「山寇竊發，民多逃竄」，加上「延、建、邵、汀四郡各稱起義：泰寧、永興、將樂、光明及歸化等邑，各率眾攻刼城邑，焚燬民居」，閩北受到的破壞可想而知。例如建寧府城在順治四年（1647）王祁起事後遭到清軍屠殺，其慘狀，明末清初避亂於深山之中的楊士美（生卒年未詳）曾有描述：
有客穿林來告以屠城之慘。……今刀鋸者死于兵矣，且闔室自焚，巷無虛井。又死于火、死于水，城春草木深，此豈尋常之變哉！……頻年被兵以來，數百里間店無炊熰，雖深谷村煙，亦未聞雞犬聲，蓋人彫而物亦耗矣。今春疇半蕪，而耕犂尚依壁，都人士之脫難而出者，我行其野，謂他人父子之居此也。
這場「亂事」的平定，據說使建寧府城損失至少十萬戶人口而僅存千戶，雖然此言有誇張之嫌，但也顯示出動亂的破壞力。這種因動亂產生的破壞力，同樣體現於同一時期的閩北其他各地，造成各處村落盡焚，百里無烟，市井一空，兩道皆為茂草等情況。而自順治三年後，福建兵災頻傳，二、三十年內動亂不止，百姓無論貧富無不逃亡。等到戰亂稍歇，耿氏之變又起。耿精忠對清朝的叛變，使閩北更加殘破不堪，隨處可見城中空無一人，村落為墟，路上盡是殘屋敗瓦，深夜不聞雞犬之聲的狀況。
清初閩北經過甲申鼎革之戰和甲寅耿藩之變兩次大動亂後，元氣大傷，以致於在康熙長達六十一年的在位期間，依然「盜寇甫平，瘡痍未起」。由於創傷過度慘酷和長久，使閩北的人力、經濟等破壞嚴重，要到雍正時期，才到達「繁華淳朴驗花叢，四十里來無一紅，只有繞畦肥菜甲，帶香黃萼吐春風」的局面，社會生產力基本恢復。其後，隨著茶業的興盛，閩北經濟發展的上昇趨勢，一直持續到太平天國之役前。
閩北歷經清初兩次大動亂後，逐漸從殘破中恢復，並延續百餘年的和平與穩定。然而不幸地，太平天國之役又給閩北帶來第三次災難，使「村落為墟，祠成焦土」，戰禍遍及閩北各縣。兵荒疾疫的結果是生齒大耗，如泰寧縣在清初戶口不滿三萬，乾嘉時期到達八萬多，然而太平軍之役後，戶口損失一半。光緒《浦城縣志》更列出浦城縣在此期間前後人口、戶數的變化。依據保甲戶口冊報，咸豐三年（1853），該縣實在土著27,324戶，內含成丁男婦151,546名口，幼丁男女45,325名口，到了同治三年（1864），變為實在土著18,265戶，成丁男婦102,324名口，幼丁男女23,436名口。如果考慮到咸豐九年（1859）至同治三年間和平時期人口數的滋生，那麼，浦城縣在戊午之變期間，至少損失三分之一以上人口。
閩北的地理環境加上動亂破壞，導致大量客民流入。曹樹基曾指出，清前期移民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對明清之際兵燹之區的人口重建，可稱為戰亂恢復型移民；一是新開疆域的移民開發，可稱為疆域拓展型移民。規模最大的為第一類移民，人口損失多，人口遷入也就多。清初閩北情形正是如此，其在幾經變亂後，「丁多故絕」。以光澤縣為例，康熙《光澤縣志》清楚記載該縣在動亂前後人口的變化，根據該書，筆者整理成表1：
由表可知，光澤縣經過清初兩次大動亂，損失約一半人口，而數十年人口的增添，抵不上一次動亂的損失人數。由於亡徙過度慘重，導致沒有足夠人力恢復生產。康熙《續纂光澤縣志》載：
以叠遭寇殘，人戶流亡，居民鮮少。且邑地寡山多，田土多在高山窮壑閒，以寥寥之居民，而任無數之墾闢，非惟力不逮，抑亦勢不能也。雖憲念民瘼，時勤勸墾之檄屢下招徠，徒殷哀鴻，難集老荒，固無論已。即復荒墾，且未及半，是以舊額虛懸無由。
人口流亡，居民稀少，加上田地多在深山低壑間，不但人力不足，戰亂對相關設施的破壞，以及地形因素，皆使存活者心有餘而力不足，即使地方官努力招集人手復耕也效果不佳。這種情形為客民流入閩北創造了一個較佳時機，不但有大片資源等待開發，同時亦較不受當地土著勢力的排擠。雍正《崇安縣志》載：
康熙十三年（1674），遭耿逆之變，佃逃田荒。十五年，王師勦平。餘寇江拐仔、楊一豹嘯聚黃岡、白塔之間，西路村落虔劉焚燬，數十里蕩無炊烟，即佃人之欺隱而無課者，盡付之荊棘叢中。及十九年平定，而原佃或逃亡，或故絕，後之開墾者多異地之人。於是，有耕此主之田，而兼併彼主之田者；有豪強而受人投獻者；有未盡墾而減其租者；因有照所減之租，轉賣於人而虛其原額者；有減後墾盡，或從前兼併，原主不能覺察，因而田多租少，個人之租價重於田主之賣價者，且有抗租霸耕，不能起業者。
由於戰亂後開墾田地者多屬客民，原有的社會秩序、主佃關係、買賣規則等重新洗牌，因此產生各種問題。不唯如是，清代閩北許多聚落的人口組成，甚至以客民為主而鮮少土著。如康熙時期，沙縣五都的高砂「雖居城市，然多襍民，鮮土著者」。該縣九都同樣「自舊縣以西，大小嶺以下方二十里，所居之民亦皆流寓僑寄，求其世為土著者能幾家耶？北至隴東、陳村、杜坑以下，北抵岩地，稍有舊民，然居盈食稅者少」。到了道光時期，甚至連離城十五里八都附近，做為附城外蔽的琅口一市，也變成「橫亭以南，民鮮土著矣」。
事實上，閩北自耿藩之變平息後，直到太平天國之役前，地方除零星騷亂外，基本處於安定發展局面，特別是雍乾時期，不但社會生產已恢復，人地比例也較寬鬆，尚留有若干可耕之地。手工、商業的繁榮，經濟作物的種植與銷售，和荒地的墾殖，都吸引更多客民遷移至閩北。紅巾軍起事讓閩北再次進入戰亂後的輪迴中，此前滋生的人口大體上為其抵消，且社會凋殘，田地荒蕪，急需重建人力。此外，人地比例的相對減少，也使早先已被開發的山區資源獲得喘息、恢復的機會，對原本山區資源就很豐富的閩北來說更具吸引力。而土著勢力的大幅消減，讓外來者更易融入當地社會，不受排擠與欺壓。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閩北社會重新洗牌，流入大量客民，如前言光澤縣即是「客民雜處」。再以建安縣為例，光緒年間，該縣城廂、各里總戶口數，和當中土著、流寓分別擁有的口數，筆者根據《建安縣鄉土志》整理成表2：
從表中可知，建安縣久居客民人數竟佔該縣總人數的25％之多，個別地方甚至高達30、40％，此還不包括流動人口，客民大量流入情形可見一斑。這種現象也存在於同屬交通要道的南平縣，據民國《福建通志》記載，宣統三年（1911），該縣「土著民戶，成丁男婦九萬六千九百零七名口，幼丁男女五萬八千二百七十八名口；流寓民戶，成丁男婦三萬七千八百四十四名口，幼丁男女一萬四千零九十二名口」，亦即久居客民人口數占該縣總人數的25％之多。
三、清代閩北的土客異勢
自清初以來，從各地到閩北謀生的客民，經濟活動多元，遍及農業、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等各行業，使閩北各縣充滿為數極多的外來人口。人數眾多和經濟活動多樣化，導致閩北經濟命脈多為其掌控，如崇安縣「客商携貲至者，不下数百萬，而民不富，蓋工作、列肆皆他方人，崇所得者，地骨租而已」。該縣「當茶、紙最旺時代，歲入約數百萬，而民仍患貧者，蓋勞力、資本悉藉異地之人，利盡外輸，邑中所得，其實不過原料之值」。南平縣也有類似情形，其地居民「既拙於謀，而又憚遠出，魚鹽、布帛、藥材、洋廣諸賈悉他鄉客，惟百工之屬或居一、二，然亦僅矣」。由於本地人不善經商，安土重遷，商業、手工業等多為他鄉客經營，這可說是閩北普遍現象。此外，不僅平地的農村、城市擁有許多客民，在深山樹林裡的棚民也多為外地人。閩浙總督季芝昌（1791-1860）等人聯名的奏摺中即說到：
延、建等屬各處棚民，大抵江西之人居多，其籍隸本省者，則多係漳、泉兩府及永春州三處之人。或開煽場，或煽鐵做紙，或燒磁燒炭，託業雖各不同，要皆搭蓋棚廠，在山居住。
由於「上游四府地僻山深，漳、泉、江、廣人多租山立廠為業，凡十餘萬人。游民混跡其間，於是會匪、擔匪、丐匪羣聚為害」，產生許多問題，地方社會秩序面臨挑戰，連帶影響當地社會風氣，使其民風由淳樸轉為健訟。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福建巡撫陳大受（1702-1751）曾上奏言延建邵三府向來風俗淳樸，但到乾隆時開始好訟，這是因為來自江西、汀州、漳、泉等地寄籍人士租山開墾，種植茶、果、麻、靛等，其桀驁不馴者藉機興訟，土人在耳濡目染下漸漸沾染此風。
不僅如此，客民人數、勢力的逐漸壯大，也對當地居民形成嚴重威脅。民國《南平縣志》載棚民：
携山禾、山芋、桐、茶、杉、漆、靛、苧、蕃薯之種挈眷而來，披荊棘、驅狐狸種之，率皆汀、泉、漳、永之民。三、四年後，土瘠薄輒轉徙，歲時各隨其鄉之俗。其人獷悍，初至少謙謹，生齒漸盛，財用稍足，便自桀驁，為土人患，哀鴻遂為鷹鸇，識者慮之。
這些為數眾多的棚民，雖然有的落地生根，進一步土著化，但有人卻隨季節、地力等因素到處遷移。相對來說，這些流動棚民較少融入當地生活，並保有本身習俗和觀念，文化差異難免會造成土客間的誤會與衝突。而客民居無定所的特性，也使其對當地缺乏認同感，加上對環境、社會安定的破壞等因素，在相互不了解、競爭的情況下，土客關係不免產生若干緊張性。
這種現象在閩北其他地方同樣可見，如雜處於光澤縣者，「有畬民（居山谷種山），有泉州民（北鄉多族居成邨落），有新城、瀘溪、鉛山、貴溪民（城居極多），視土著不啻十之三，而客主異勢久習，亦一跡矣」。不僅山區，連縣城裡也存在大量客民，這些客民數量龐大，加上性格較土著慓悍，對土著構成不小威脅。可以說，閩北客民在人數、勢力上的優勢，是造成土客關係緊張化的主因。這種客強土弱的情況在乾隆以後，隨著掌握在客民手裡的經濟活動發展造成的客民人數、經濟實力的上昇而愈形嚴重。
咸豐年間，太平天國對閩北的破壞沒有改變上述趨勢，因為戰亂造成土著大量傷亡，隨著土著勢力、人口大幅減少，反而使情況更嚴重。順昌縣九龍山「民情悍直，自經粵匪殘破，人民寥落，漳、泉、汀、邵及粵東嘉應、江西建昌客民居半，占田霸室，土客不能相安，而訟獄滋繁矣」。雖然當地因是賊窟，土著基於自衛而民情較強悍，但因客民人數眾多，使其無法有效壓制客民勢力，土客間由是不能相安。客強土弱的局面，在浦城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浦城地當孔道，海禁未開之日，尤覺衝繁，五方雜處，向來本多客民。自遭兵燹後，死亡轉徙，土著愈稀，客籍愈眾，城鄉、市鎮、列肆、坐廛，客民十居八、九，而以江右人為最夥，負販食力之流，又大半皆浙江人。至挾貲遠出，轉運舟車，懋遷貨物者，土人亦十無一、二。客民持籌握算，無不坐致豐盈，本邑居民惟坐收地毛之利而已。客民黨類既繁，權勢遂重，漸有喧賓奪主之嫌。履霜堅冰，客強主弱，所以扶而抑之，是在操司牧之柄者。
由於浦城是清代福建與北方往來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自清初以來，吸引許多客民到此討生活。戊午之變後，土著亡徙遺留的生存空間帶來更多異籍之人，致使該縣商業、服務業等幾為外地人掌握。人數、經濟實力的增加，使客民擁有更多發言權和決策權，甚至凌駕土著之上，形成客強主弱之勢，並成為左右浦城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
不僅城市，各地山場同樣充斥著外來人口。《閩嶠輶軒錄》即載邵武縣「自咸豐七、八年（1857、1858）粵匪竄擾，郡城失陷，民籍逃亡，煙戶寥落，於是江、廣、汀州客民半占山場，搭葢棚廠」。建寧縣亦是「自咸豐七、八年、同治二年（1863）屢經粵匪竄擾，民物凋殘，田地山場多被江右、汀州客民占住」。閩北物產的多樣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客民進入山區種植經濟作物，山場多為其所據。同時，大量客民的流入也帶來許多社會問題，改變社會風氣，土客衝突增加，訴訟愈來愈多。
清代閩北土客異勢之因，除客民實力增強外，亦與土著本身社會結構有關。陳支平在分析閩北人的人文性格時，曾指出閩北人口相對稀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不如沿海嚴重，以致於該地生產仍以傳統農業為主，與之相應，閩北人的風尚習俗與人文性格都較為淳樸敦古。此外，閩北經濟的相對落後保守與閩北漢人流動性較大的特點，使其在明清時期文化教育與人文事業出現明顯衰退局面。同時，閩北人與沿海地區相比，家族、鄉族觀念淡薄許多，這是由於明清以降，閩北社會經濟的停滯不前和農村社會的落後保守，以及人口的不斷流動和鄉族社會的不穩定，大大限制了家族組織的發展，並開始出現衰敗、萎縮趨向，且家族組織的鬆散連帶使聚族而居的現象不太明顯。閩北人的雜姓聚居和家族、鄉族組織的相對鬆散，導致這些來自各地的姓氏和原有的居民，都無法形成一股足以欺凌外姓或異鄉人的勢力，也無法形成一種足以控制基層社會的民間組織。閩北土著的傳統農業經濟型態使其沒有足夠財力與外人對抗，淳樸敦厚的人文性格使其較無爭強鬥狠之心，文化教育的不盛使其缺乏科舉時代因功名所帶來的權力，而家族、鄉族的鬆散使其無法成為凝聚力強的團體。換言之，閩北土著在傳統控制、領導社會的地主、鄉紳和宗族層面上都顯得薄弱，因而造成「土弱」局面。反之，客民人數眾多、經濟優勢、強悍的性格等，造就了「客強」情況。土客勢力的此消彼長，拉大兩者間的實力差距，以是，土著無法與客民相對抗，而其較能依恃者唯有國家力量。
不過，面對客強土弱局面，在一般情況下，地方官其實莫可奈何，即使要扶土抑客，也只能採取較為消極和間接的方式，如利用風水。民國《建陽縣志》載該縣來龍閣：
在縣治臥牛山頂逼，清同治七年（1868），知縣湯箴衞倡建。湯公善堪輿，以縣城對面客山妙高峯巍然高□，致居民客強主弱，乃於山頂建閣一座，中祀關聖帝君，旁塑周將軍像，持刀鎮壓。自是客民之籍建陽者勢稍退，利權不盡外握。
地方官藉武聖神威懾服客民勢力，實際說明知縣沒有想到其他著力點來改變局勢。而從宣統三年該縣久居客民人數只佔該縣總人數的5％多來看，客民勢力衰退的說法是可信的。不過，筆者認為其始點，從閩北主要經濟來源的茶業發展看，應當在1880年代中期以後，而非同治年間，且原因不是風水，武夷茶對外貿易衰落引起閩北植茶活動減退，導致客民人數、經濟實力的降低才是主因。
中國茶葉在明末開始由荷蘭運到歐洲，雖然最初所運之物為他省綠茶，但自清初武夷山出現紅茶製法後，紅茶便慢慢成為西方各國日常生活中必備的飲料之一。康熙五年（1666），茶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往歐洲，至康熙十九年（1680）時，歐人已常把茶當飲料，並將武夷茶做為中國茶的總稱。在「豈知武夷君，豁達聊自喜。名山供阮嘯，無用亦可恥。乃現白毫光，徧照西南海」的寫照下，武夷茶再次躍上歷史舞台，並在清代發光發亮。
關於鴉片戰爭前中國紅茶對外貿易情形，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自中國輸往英倫本土的茶葉量為代表，筆者根據資料整理成表3：
從上表可看出，就總體趨勢言，自1710年代（康熙末年）後，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茶葉數量出現激增局面，到1720年代（雍正時期）已增加到一百萬磅以上，甚至在1780年代（乾隆晚期）末到達將近兩千萬磅的數目。這種突飛猛進的情形，隨著鴉片戰爭後開放條約口岸而更盛。以出口最多武夷茶葉的福州港言，該港於開港後至清亡時的茶葉輸出量如表4：
大致而言，從1850年代到1880年代前期（道光末期－光緒前期），總數呈現上昇趨勢，1880-1886年達到頂峰。1880年代中期後（光緒中後期）除1893-1895年外，開始逐年遞減，1890年為頂點的一半多，1900年減為三分之一強，清朝滅亡前更是只剩兩成。據光緒十四年（1888）到光緒十八年（1892）任職閩浙總督卞寶第（1824-1893）的實地觀察，當時種茶之區已市疲山敗。
前已言及，清代閩北經濟活動多為客民掌握，茶業即是其一，如此處分析對象建陽縣，茶樹墾種、茶葉摘採多屬江西客民，每年茶季開始時，該縣增添數十萬江西人，通衢、市集、飯店、渡口，車轂相擊，人肩相摩。誠如梁肇庭所言，當一個區域的發展進入上昇期時，會創造較多經濟機會，尤其在核心區更是如此，這樣就會吸引邊緣地區的人們向核心區遷移；當一個區域的發展處於蕭條期時，人口會從核心區不斷遷出，之前遷入的人口會回到原來生活地區，或遷到其他區域的邊緣區，甚至遷往海外。做為非核心區域的閩北，茶業愈盛，客民愈多，實力愈強，這是客強土弱的主因。反之，茶業式微勢必導致相關從事人員數量、財富的減少及勢力的削弱，改變土客的實力差距，讓土著能夠爭取到較多資源，不致於利益多為客民所得。基於此，清代閩北土客勢力差距逐漸拉大的趨勢，在1880年代中期後，隨著茶業的衰減有所緩和。不過，與梁氏關於「當處於蕭條期時，人群之間爭奪生存資源的競爭會變得日趨尖銳」的論述正好相反，在閩北是緩和了土客關係，而非激化矛盾。依據前述，筆者認為民國《建陽縣志》為強化知縣湯箴衛功績，將該縣客民勢力稍退的原因歸於同治七年的風水之舉並不正確。
（原載《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6期，2016 年12月，第51—110頁，注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