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的法度尺寸与经验感受

张  侃

　　前面几位老师已对学术共同体有了精辟发言，并对他们的学术历程、学术观念和学术共识有了深刻的阐述。我和张应强兄一样，多年来跟着各位老师读书、讨论、办研习营、跑田野，耳炫目染之余，会有经验性感受，但很难说已是理性思考。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的想法。

　　“学术共同体”是舶来名词，最初含义是比较实体性的，即在近代大学的兴起过程中，用以强调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独立性特征。从这一层面来讲，“共同体”之重心在于凸显学术活动的自在秩序、大学教授的独立人格以及学术自治，与我们今天所谈的学术共同体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名词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今天所谈的学术共同体是1942年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M. Polanyi）在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上演讲时论述“科学的自治”时提出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应该说，这层含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比较靠近“学派”。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可算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的初始形态，《宋元学派》、《明儒学案》中的“学案”以“案主”为中心而建构师承、家学、门生、学侣、交游以及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关系，展示了相同或相近的学术主张和师承脉络，是学派形态，也是一种共同体形态。

　　学派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现象，学术观点只有争鸣才有生命力，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讲：“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可见，中国古代的学者也很清楚，学术观点只有通过互相砥砺，才有独立见解，才可能不断创新。学派林立，才使学术研究最大程度获得发展空间。进入近代，学者的职业化分工也越来越清晰，具有共同学术旨趣的群体形成了“圈子”，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学术共同体了。在这种学术共同体内，成员的研究方法也比较接近，研究内容或主题也比较接近。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助于体制性的交流方式，如组织讨论会、创办学术刊物等，使成员的研究呈现不断累积的态势，而避免出现重复劳动的现象。有人又将此称为学术规范或者“学术范式”，这是近代学术发展的基本动力，可以说是人类科学和知识突飞猛进的重要基础。

　　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规范推动了近代西方和东方的史学发展。就我简略阅读所得，就有不少案例，比如欧洲的德国兰克学派、法国年鉴学派，日本东洋史研究中的东京学派、京都学派等均可视为典型的学术共同体，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学术立场、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核心概念，并且还有自己的书刊充当发表阵地、交流平台和争鸣场所。中国新史学展开后也曾发生这种现象，诸如“疑古派”、“学衡派”、“食货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等不同群体也均按此轨迹而行。由于中国现代社会变迁与政治动荡的原因，这些学派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传承中断，即使留有传人，也是藕断丝连之状。从传承而言，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学人为主体的“华南学派”与食货派、中国社会经济学派的关系最为密切。20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和陶希圣创办的《食货》杂志有联络，中山大学的梁方仲先生则亲自参与创办《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由此可知，“华南学派”形成的首要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开始奠定。梁先生和傅先生作为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并有独特的学术创造力，不仅形成了原创性理论体系，而且阐述命题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当然，上述条件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扼杀学术共同体或学派生命力的不是别的，而是过于尊崇师承权威，结果墨守成规至于形成门户之见。1918年傅斯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对此进行尖锐批判：

　　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师所不学，弟子亦不学；师学数科，弟子亦学数科；师学文学，则但就师所习之文学而学之，师外之文学不学也；师学玄学，则但就师所习之玄学而学之，师外之玄学不学也。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

　　钱穆也曾就民国时期不良学风辩证地论述了传承和门户的关系：

　　学必有派，即是言一家学问之源流。言学术学派则必言师承，但言学派师承，却并不是主张门户。门户之见要不得，而师承传统则不可无。今人不明此意，如说专家，又言创造，则变成各自走一条路，更无源流师承可言。于是抬高方法，重视材料，一切学问只变成一套“方法”，一堆材料而已，又要说客观，不许有主见，如是则那些做学问的人转不占重要地位。如此往下恐将会没有学问。

　　可以说，有生命力的学术共同体为了在学术史留有地位，都避免傅斯年、钱穆所指出的现象。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有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先引导，确定了基本方法与命题，但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第二代和第三代秉承学派或共同体的学术宗旨之余，不断地在论域、方法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以引领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华南学派也同样如此，如果观察各位老师三十年来的论著作品，可以看到研究轨迹的变化：从社会经济史或经济制度史转向社会史、从社会史进入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民间历史文献学等。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进行跨学科合作，接纳新方法、新视野，以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

　　“范式”在1962年由美国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后，其内涵被归纳为两点：其一，作为学科模式而得到一批研究者的拥护并成为认识论基础；其二，作为研究起点可以为重新组合的研究者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从这两点讲，华南学派从整体上已发展出了自己的范式。不过，范式作为认识论，即便学术共同体已有完整的论述，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可以照样画葫芦，但它无法在成员的身上自动形成，只能来自于实践活动和亲身体验。我对自己接受范式的过程有经验性认知，可以与大家分享。

　　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厦门大学读书，当时知道我们系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重镇，本科也曾旁听郑振满、罗一星等老师的博士论文答辩，都是似懂非懂。说老实话，当时各位的文章和书也是读不懂的。本科快毕业时，郑振满老师出版了《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我也获得一本。虽然也读了下来，正如陈春声老师的书评中说的，这是对智力、体力、耐力的考验，其实我没能读懂。后来读研究生，我和刘永华同一个宿舍。他长我两个年级，书看得比我多，我们时常交换读书心得和感想。后来我们结伴到郑老师家里聊天，比如谈里甲赋役制度、讨论郑老师的涵江商人文章，等等。这些讨论是神仙会式的，但我慢慢有社会经济史的感觉，进入了学术范式的边缘。再往后，我们毕业留校，就自己办读书会，一般一周一次，系统地阅读各种相关论著，有经典之作，也有新作。参与人员有刘永华、张宏明、黄向春、饶伟新等历史学、人类学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如报社和政府机关中有学术兴趣的朋友，如曹立新、宋铮等人。读书和讨论过程中，大家的问题意识逐渐聚焦，目标越来越清晰。读书会是开放式的，有的人走了，有的人留下来。读书会坚持了三四年，大家逐渐形成了基本共识。与此同时，我们开始自己组织或参与各种田野调查。田野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实践空间，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不仅在此空间点上进行思想碰撞，而且通过行事方式和行为逻辑显示各自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共同体能否形成也与参与者个体之间是否默契有关，包括语言默契、知识默契和性格默契。有默契才有认同，才有比较稳固的共识。在此过程中，形成具有个体性的田野调查手段与方法。我后来参加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南中国海研习营、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和中国史研习营，扮演学员、导师等角色，基础也是来自于这些田野经验。

　　对我而言，研究的转变关键点在于与郑老师合作撰写《乡土中国——培田》这本书。当时我们接受三联书店编辑杜菲之邀，撰写《乡土中国》系列丛书中的《培田》。我和郑老师到培田收集民间文献进而展开田野调查，而后又反复讨论主题和提纲。在此过程中，我目睹了郑老师的工作方式和写作方法，感触很深。虽然这本书图文并茂，可能还不能算标准的学术著作，但我们的研究是标准的学术工作。也正因如此，我的学术重心和视野所及被完全改变。因为我懂得，无论进村找庙、进庙读碑，还是到档案馆里查档和读档，都要着重于从人的日常行动逻辑去分析文献、观察历史。

　　上面我所谈的内容是个人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过在学术共同体的范畴内，有些问题还值得继续讨论。其一，学术共同体及其范式在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网络中形成。也就是说，学术范式强调成员在研究方法、基本理论、研究对象的共识，但它不主张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强调“和而不同”的多种声音的协调组合。学术共同体内部必须存在张力和对抗，如此一来，才有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才能推动学术大发展。因此，学术共同体或学派可以有代表人物，但不可是绝对权威和一言堂，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正如此，各位老师在平常讨论中，深刻而尖锐的批评是常见之事。他们还长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不断反思与深入论述，比如“庶民化”与“士大夫化”、“标准化”与“正统化”等。有的时候，学生和老师也会因不同观点而不惜争论得面红耳赤，颇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趣。如2012年金门营活动，谢湜和刘志伟老师曾就明郑与清廷拉锯时的金门人口进行辩说；2014年在永春达埔的工作坊中，宋怡明和郑振满老师就军屯的红牌制度发生过激烈争论。学术争论恰恰促进了问题的深入，一些文章也就这样写成了。其二，形成学术共同体范式，无法单单通过学术著作的阅读而获得。就我个人经验而言，阅读学术作品会有心得和相应认识，但文字并非透明，字面之外的很多潜在的对话、立场无法得知。在这种情况下，言传身教显得格外高效。面对面的交谈和讨论，可以把论著中一句话或一段话前后左右考虑的问题说清楚，借此才可明白被文字遮蔽的思想。学术共同体成员通过学术会议、出版物、学术访问、谈话、书信往来等进行学术互动，明了“弦外之音”以及用意所在，达到“于无声处听有声”的效果。

（原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