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学术共同体之道

中山大学  刘志伟

　　张小军提到目前的中国学界尚缺乏“学术”，导致了当下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缺乏，我也深有同感。我们今天要思考学术共同体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关系，不妨把目光回视到20世纪前半叶。在那短短的几十年，中国现代学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今日中国人文学科的基本学术格局，大致是在20世纪上半叶成型的。由于史学在中国人文学术传统中的主导地位，历史学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20世纪中国的所谓学术“大师”大多是史学家，或其学术成就多与史学相关，甚至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很多学科也是在史学土壤中生长出来，其发展又大大改变了史学研究的范式。因此，我想以20世纪上半叶一些以历史学者为核心形成的学术群体为例。这些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起了开拓和奠基性作用的学术群体，最为大家熟知的，有“古史辩派”、“食货派”、“禹贡派”等等。这些过去被称为“派”的群体，能不能算作所谓的“学术共同体”，我没有深究（下面为了行文方便，我还是用“学术共同体”称之）；也有称之为“学派”的，是否妥当，虽然不无可斟酌的空间，但似乎也不太重要。无论如何，这些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及其贡献，对于中国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出现的背景、形成的方式、学术的追求及其历史地位，都有着典型的意义，对我们今天讨论学术共同体问题，是富有启发的。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这些学术共同体，或者以某个（或几个）系列出版园地（如上面提到的三种）为平台，以创办人和编辑为核心，集聚了一个作者群体，也常常组成一个或多个学术团体和机构。这种学术共同体，有些有组织形式，如由顾颉刚和谭其骧先生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以《食货》半月刊为平台，陶希圣同时组织了“食货学会”，并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有些似乎没有形成组织化的团体，如《古史辨》的作者群，但其作者的学术立场、主张和方法取向甚至有更大的一致性。还有一些是以建立学术团体为核心，创办刊物，聚集同道。其中对20世纪中国学术产生重要影响的，我这里想特别提的是20年代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及其继承者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了《歌谣》、《民间文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民俗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等系列出版物，还有1934年成立的清华史学研究会，则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益世报》和《中央日报》的《史学》副刊为学术园地。

　　以上几个学术共同体，都是在20世纪初中国学术的转型中形成的，对当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众所周知，19世纪末西方科学思想、方法和社会理论进入中国并传播开来之后，对中国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启动了历史学的近代学术转向。随后，经历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一群二三十岁的学者走到学术前台。他们受过良好的传统学术训练，有扎实的史学研究功力，又热切地拥抱现代的学术理念，怀有开创新的学术天地的冲动和激情。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很容易在学人中形成学术追求上的认同感，刺激学术交流和合作的欲望，强化学者间的互动与依赖关系，凝聚成学术共同体。而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出现，也一定是同学术范式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古史辨派引起的中国历史学转型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人们常以为“古史辨”的贡献是以疑古取代信古，我以为这不是实质性的。真正的革命在于，“古史辨”把“历史”从政治和道德话语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属于近代学术意义下的知识领域；“史学”由一种关于政治和社会观念的表达，转变为关于世界和人类行为的认知；史学研究由历史叙事向历史解释转变，并形成由分析范畴和解释框架构成的学术话语。这样一种范式转变的方向，后来在民俗学运动、食货派、禹贡派以及中国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实践中延续，并在学术体系的建构层面得到初步实现。

　　这个转向首先引起的是历史观的革命。《民俗周刊》的发刊词强烈地表达了这个目标：“我们要探捡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在这个口号下，顾颉刚、容肇祖等历史学者推动民俗学运动，就是为了通过历史观的革命，彻底转变历史学范式。后来食货派和中国史学研究会推动社会经济史研究，继续向着这个目标迈进。史学研究会在《中央日报》的《史学》副刊发刊词中明确宣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我们企图从这一新方向努力推进”。

　　要实现这个目标，以往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治乱更替、成王败寇为主题的史学范式自然是无能为力的，新史学必然就要走社会科学化的路径。于是，当时这些追求建立新的史学体系的学者，自然要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和方法，引入多个社会科学学科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架构。一时间，历史学与同一时期的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在中国的发展相互促进，在很多历史学者致力于推动新学科产生的同时，不同学科的学者也致力于推动新史学的建设。于是，重视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采取多学科视角，成为这些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追求。这种多学科的特色，也促成了历史学新领域的出现，例如社会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就是当时新史学成就最为显著的领域。与此同时，新史学的进展，也促成了新学科在中国学术界的产生，例如民俗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孕育，其中一个重要的摇篮，就是在历史学家主导下建立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这个学术共同体。

　　当然，以历史学者为主体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其历史学取向是他们始终要坚持的。这种坚持表现为这些学术共同体在重视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同时，将自身的主要使命定位在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上，避免了走入空谈理论的歧途。食货派虽然开始是由社会史论战催生的，但《食货》杂志创办之后，其主办人和作者都反省了社会史论战中滥用理论、轻视材料和实证研究的弊病。陶希圣创办《食货》，明确宣布办刊的主要任务为搜求史料。在《食货》的提倡之下，地方志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偏重的历史资料。史学研究会更是明确宣示：“我们要知道过去的经济最要紧的条件便是资料”，“如私人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帐、工料的清单、户口钱粮的清册”，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旧档册，“以前为人所抛弃的，至少不会理会的，现在都变成最有趣的，最可宝贵的经济史料了” 。同时，他们还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从早期的歌谣收集运动开始，到后来的民俗学运动，历史学者已经积极走进田野，获取了解民众、了解社会的资料。《食货》和史学研究会都十分重视田野调查，陶希圣就曾号召学生回家乡做田野调查，并在《食货》上发表学生的田野调查报告。重视史料收集，尤其是把过去不入旧史家法眼的反映民众社会经济生活的资料视为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不只是一个坚持历史学方法本位的举动，更是建立新史学范式的重要基础。

　　我这里简略概述这些学术共同体建立新的学术范式的努力，是想呼应一下梁庆寅教授刚才谈到拥有共同的学术范式是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这个说法。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学出现的这些学术共同体，不但具备这个特征，而且正是建立新的学术范式的使命把学者们凝聚在一起。他们推动的史学范式革命，在什么层次，深度如何，也许可以讨论，但在我们这个有久远传统的庞大历史学体系的国家里，这群当时尚属年轻的历史学者，的确是基于共同的信念、理论、方法和接受同样的价值标准走到一起，结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的。通过他们的努力，中国史学的范式在那个时候大大改变了，这点恐怕是无法否认的。

　　当时出现的这类学术共同体，有些组织较为松散，有些组织较为紧密。例如食货学会，“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以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食货》上发表的论文，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上有殊多分歧，甚至截然对立。而更早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则规定了较为明确的会员资格，为“赞同本会宗旨并愿协助本会进行者”，后来还在各地建立了分会，形成自己的组织系统。史学研究会则有比较明确的成员范围，以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为主，会员每月聚会一次，每年还召开年会。不过，这些学术团体无论组织松散还是紧密，它们都是相当开放的，没有宗派色彩。史学研究会早期虽然只有很少的会员，但一直采取开放的学术态度。《中央日报•史学》的发刊词特别声明：“这个小小的园地是完全公开的，我们热忱的欢迎史学界的同志一致来合作，维护。”民俗学会的会员除了学者，还吸纳了各地的文学青年参加。不少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彼此相互交错，一个团体中的学者，也常常在另一个团体的学术园地上发表论文，例如史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汤象龙先生，就是《食货》的作者。

　　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术共同体的内部组成大多不是基于严格的师承传统，也不囿于清晰的学科或研究畛域。除了古史辨派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以及一定程度的学术立场一致性基础外，其他几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在教育背景、学科、研究兴趣乃至学术观点上都没有太多的共同性。例如史学研究会，虽然开始主要由清华同学组成，但成员在学科背景、学术兴趣和学术风格上是相当多样的。因此，我们看到在每个学术共同体里面，各个成员的研究范围及其学术活动都是相当个性化的，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特有的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还是以史学研究会为例，我们只要看看主要成员的名单，就可以知道这个形式上组织最为紧密的团体其成员的研究兴趣有多大的差别了。这个团体成立的时候，发起人有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吴晗、夏鼐、谷霁光、孙毓棠、刘隽、朱庆永、罗玉东，后来陆续加入的有张荫麟、吴铎、李埏，等等。他们大多在不同的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按照今天的学科或专业分类，一看就知道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学术领域，有不同的学术风格，从事不同的研究。他们组成研究会的目的，如吴晗所说，“是为了经常一起聚会，交换各人的研究心得”。可见，他们聚到一起，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用汤象龙的话来说，是为“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的新史学建设尽一点力量。很显然，是梁庆寅教授所说的“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追求”，而不是在具体研究上的合作关系把他们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即使要把这些学术共同体叫做学派，也应该在共同的学术信念和价值层面去理解，而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共同性，只应从相对宏观的历史哲学层面去把握，不应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特定的研究风格上画地为牢。《禹贡》的发刊词明确表达了与宗派之见划清界限的立场：

　　以前研究学问，总要承认几个权威者作他的信仰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下，自然会得分门别户，成就了许多宗派。我们现在，要彻底破除这种英雄思想，既不承认别人有绝对之是，也不承认自己有绝对之是……我们确实承认，在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是平等的，我们的团体和其他的团体也是平等的。我们大家站在学术之神前面，为她而工作，而辩论，而庆贺新境界的开展，而纠正自己一时的错误。我们绝对不需要“是丹是素”的成见，更无所谓“独树一帜”的嘘声。

　　由此可见，拒绝宗派，是学术共同体应该具备的自觉。

　　这些学术共同体共同的学术追求，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史学体系，把历史研究的对象转到下层社会和普通民众，整合多学科的研究，以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建立中国历史的解释。这个由梁启超在20世纪初倡导的新史学方向，是当时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潮流。我们提到了几个学术共同体的学者，都是在这个潮流中努力前行的学者。朝着这个共同的目标，他们不是停留在外来理论或概念的引入和发挥上，而是以拓展新的历史资料收集与整理、累积和构建民众社会的历史事实为使命，因而为当代中国史学新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些学术共同体的生命力，主要不是以共同体一直存续的方式延续下来。就这几个学术共同体的组织本身而言，延续的时间和经历的学术代际都不长久。这当然有当时中国政治和社会动荡的环境因素，但换一个角度看，也是这些学术共同体本身的开放性使然。这些学术共同体的活动，营造的是一个充分发挥个人思想独立和学术自主的空间。因此，尽管这些学术共同体的主要成员多有师传的后继者，但它们所开拓的学术方向和道路，不只是培养出自身的继承者，更催生了中国学术的新路向和新领域。例如，民俗学会不仅引导着中国史学眼光向下的革命，孕育了人类学，更使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起来，并与历史学结下不解的缘分；《食货》与史学研究会不但开拓出社会经济史的新领域，更令社会经济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禹贡》则在中国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地理学，并使其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成就最显著的学术领域之一。今天中国的历史学，仍然延续着当年这些学术共同体建立的新史学范式。尽管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一度走入歧途，这些学术共同体也曾被污名或遗忘，但它们代表的方向，至今仍被后继者追随。大约一百年前，傅斯年先生撰文历数中国学术之误谬：

　　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

　　我前面回顾的几个学术共同体，之所以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影响深远，正因能脱此误谬，以学为本以人隶之，虽以学派称者并无再传，然非但没有“人亡学息”，其学竟能历久弥新，发扬光大，蔚成潮流。今日之崇学者，欲求学术共同体之道，或可由此得一启示。

（原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