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回望1978
厦门大学历史系 杨国桢
1978年，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的大转折：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开启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一年是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带来全国30年的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文化的全面繁荣、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这一年，也是我个人生活和命运的转折点，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起航，我成为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者和受惠者。
学术积累的喷发之年
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后,拨乱反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学术文化界开始重现新机。国庆节前后,我收到人民出版社的来信，告知该社恢复出版学术著作，拙稿《林则徐传》被列入出版计划，约我及早安排时间修改交稿。大概是在1975年，时任人民出版社政治部主任的范用同志来厦大，得知我在“文革”前穷搜史料和苦心思索，写了一本30万字的《林则徐传》书稿，几经劫难还完整地保存下来，他很感动，回京后提议列入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选题。碍于当时“左”的政治标准(林则徐虽是民族英雄，但属于帝王将相、地主阶级，不宜立传)，出版社建议我改写成一本字数10万的通俗读物。我感谢他们奖掖后进的苦心，但这一变动有违我原来写作的初衷，没有从命。粉碎“四人帮”后才一年，就迎来了出版学术著作的契机，怎不令我激动万分呢？从这年冬天开始，我在教学工作之余，全心投入，挑灯夜战，争取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1978年,我38岁。说来惭愧，大学毕业当助教17年了，子女尚小，工资十多年不变，生活清苦。为了节省，我用没有格子的白纸来写作。人民出版社知道后，及时地寄来稿纸，并预付1000元的稿费(相当于当时一年半的工资)，解了我燃眉之急。“追寻事实，记载历史”的使命感，使我多年潜修的学术积累喷发出来，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把改了又改的旧稿重新修订一遍；又冒着酷暑炎夏，汗流浃背，一字一字地把这部36万多字的书稿抄清。手掌抄肿了，中指结起了老茧，心情却十分舒畅，消瘦的脸上充满了阳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民出版社审稿完毕，表示满意，提出修改意见。我于次年春后奉命上京，住进人民出版社，修改定稿。当时一位知名的老编辑告诉我，“你是跨过人民出版社学术门槛的第一个年轻人”，鼓励有加，语重心长，令我对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心存感动和感激。
《林则徐传》出版后，受到郑天挺、姚薇元、丁名楠、戴逸等前辈名家的激赏和读者的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均有评价。王震将军在休养期间读了这本书，于1981年11月3日在鼓浪屿宾馆召见了我，询问林则徐在新疆的事迹，回京后又在《红旗》1982年第1期上发表《学习中国近代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到了这本书。1984年，他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我有幸出现在欢迎的行列。这一切，都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坚定了我攀登学术高峰的信心和勇气。
20世纪80年代，我以这本书为起点，陆续出版了《陈嘉庚传》（合著，获全国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林则徐书简》、《西游记游草》(点校)、《陈嘉庚》、《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林则徐论考》等书，走进了学术的殿堂。1996年以来，为维护中国海洋发展的主权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我又与时俱进，主编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共20册。
30年来，我把所做的一切，看作是对1978年的感恩。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走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1978年的恩惠哪有后来的学术之树常青呢?
改革开放的受惠之年
1978年，我和广大高校中青年教师一样，被评定为讲师，改善了生活和住房条件。讲师只是中级职称，如果不是多年折腾，早该解决了。用现在的话说，这是“迟到的公正”。但在当年，这是落实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政策，贯彻邓小平“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举措，使我们都有获过得解放，“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这一年，教育部批准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我调入该所工作，参与筹办全国第一家经济史专业杂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1年11月，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和专门史(经济史)两个专业，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点。我走入厦门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快车道，努力拼搏，趁势而上，打破论资排辈，脱颖而出。1985年，我从讲师破格晋升教授。1986年7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我成为当时全国文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从此，我牢记前辈与师长的嘱咐，担起承前启后的重托，走上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岗位。20年间，我指导培养的博士，大多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成为独当一面的学术骨干，14人晋升教授、研究员，其中11人担任博士生导师。我还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多次参与审核全国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与重点学科、复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审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重大科研课题，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学位制度及高校科研体制改革和完善的进程。
对外开放开启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大门，我是学术边缘地区先得风气者。1979年5月，我得到第一次和外国学者接触的机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出席美国明史学家访华团的交流报告会。1985—1986年，我首次走出国门，应邀到日本京都大学三个月、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年访问研究，顺访加拿大、墨西哥，感受国际学术潮流，进修提高自己。
1988年，我作为主持人，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所合作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的比较研究。1992年6月，我率中国大陆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专家访问团，到台湾学术交流。以后我又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顺访荷兰、比利时、新加坡；先后受聘台湾“中央”大学、政治大学客座教授，多次往返海峡两岸。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视野更加广阔，认识了不同文化观念的接触、理解与融合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深远意义。
我的成长和进步，与改革开放同行，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198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我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1994年，经人事部审批为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没有1978年改革开放奠基事业和生活的新起点，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回报国家的起运之年
1978年，邓小平同志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修改政协章程，为新时期社会各界参政议政、报效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一年，我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学术秘书，1984年出任副所长，1987年升任所长并当选厦门市思明区人大代表。1988年，我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步入人民大会堂，感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氛围以及与委员们议论国家大事，激扬文字、仗义执言的风范，还被推举为大会选举的监票员，接受了有序参与政治的洗礼。二次会议期间，我追随老委员提出“必须加强保护在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从此，我连续担任了4届共2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秉持“提出关乎国家利益的议题，需要智慧。在人们尚未关注之时发现并提出议题，需要勇气。超前的思考不能立即进入国家的议事日程，需要耐心。孜孜以求不轻言放弃，留下记录，就是胜利”的参政议政理念，不论进退，昂首前行。每年全程出席大会，撰写提案和大会发言材料，参加视察活动，还先后参加了对福建、广东、海南水利建设，内蒙古、四川、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山东海洋经济，海南生态文明村，浙江、湖南、新疆文化建设的考察调研，建言献策。我参加最后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时提出的“尽快整合海洋管理资源，统一海洋执行机制”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有机会参与人民政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经历。在这过程中，我有过“说了也白说”的无奈，也分享了几经波折、终于得到重视的喜悦。20年结缘北京，在全国政协的大家庭里过生日，成为了我永恒的美好记忆。追本溯源，没有1978年人民政协恢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完善和发展，也就没有我的政治生命。告别政协之际，我收获了信任和快乐，参与的两项提案——停建厦门PX项目、建立海沧保税港——都得到实现。
1978年是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写了我的人生。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是我挥之不去的“1978年情结”。回望1978年，我心潮澎湃，终生难忘。
(本文经作者修订后授权发布。原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人民政协报社编《亲历改革开放30年征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39—143页。)
